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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1页）

“春生秋杀，天道之常，”

居正说，“皇上即位以后，停刑已经不止一次：稂莠不去，反害嘉禾；凶恶不去，反害善良。

愚臣看来，还是不必停。”

神宗听了以后，奏明太后，应处死刑的，一概准予执行。

这一点牵涉到古代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问题。

不负实际责任的人常常主张宽大，但是负担实际责任的人，便认为这是一个难题。

郑子产临死的时候和子太叔说：“我死后，国家大政是你底事了。

有德的人，也许能够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

火底威焰，人人看到都害怕，所以烧死的人不多；水性懦弱，人人都觉得可爱可近，偏偏死在水中的人多了。

所以宽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子产死后，政权落到子太叔手上，这是一位官僚主义的统治者。

被压迫的人民大众得到这个机会，发动起来，争取他们的自由。

子太叔懊恨极了，他认为早听于子的话，一定不至于此，这才调动军队，把起义的人民镇压下去，仍走上反动统治者的老路。

居正是主张猛的，他曾说过：“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

他看到元末的大动乱，完全因为当局的宽纵，以致演成不可收拾的惨剧。

所以他认定“君子为国，务强其根本，振其纪纲，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衅，脱有不虞，乘其微细，急扑灭之，虽厚费不惜，勿使滋蔓，蔓难图矣。”

（文集十一《杂著》）他又说过：“盗者必获，获而必诛，则人自不敢为矣。”

（书牍八《答总宪吴公》）关于捕“盗”

的事，在考成法也有明文规定。

后来万历七年，因为“盗犯”

中途脱逃的事，他说：张国用查系三月初间，已属顺天府着长解押发，乃至今尚未到，此必中途贿逃矣。

顷已令该府捕长解家属监候，又行逐程挨查，于何处脱逃，务见下落，事系考成，期限已迫。

若此时尚未到，执事亦宜上疏自白，请旨缉拿，务令得获正罪，庶足示惩。

若已到，则照在京例，尽法处之，不可纵也。

（书牍十一《答河漕姜按院》）

居正底主张是“盗”

者必获，获则必“诛”

，这是考成法底规定。

但是如《明史》所载，居正当国之时，“大辟之刑，岁有定额，”

（《明史》卷二二〇《赵世卿传》）又称“居正法严，决囚不如额者罪”

，（《明史》卷—二九《艾穆传》）都难免有些以讹传讹。

每年死刑，要有一定的名额，就在当时，也不能不算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但是《艾穆传》称艾穆为刑部员外郎，到陕西复审的时候，艾穆决定只有两个人处死刑，同审的人惟恐太轻了，要受到政府底处分，艾穆慷慨地说：“我可不会拿别人底生命保障自己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