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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2003年，中国遭遇“非典”

，格林伯格再次来到中国，并向全世界呼吁，中国值得投资。

在上海，史带基金赞助了一家儿童医院。

在北京，格林伯格从一位巴黎古董交易商手中买到了北京颐和园的原始雕刻门，将其归还。

199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决定创建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每年举行一次。

格林伯格抓住机会，担任会议首任主席。

该会议主要是向市长提供有助于提高上海经济发展水平、加速上海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信息与建议。

除了上海，1994年和1999年，他还分别当上了北京和广东的“洋顾问”

。

1997年，格林伯格荣膺上海市荣誉市民殊荣。

不仅如此，格林伯格亦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国际顾问委员会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国际咨询会成员。

格林伯格坚定的政经立场终于获得丰厚的回报。

1992年，友邦如愿以偿地回到上海，而且重回史带创业的外滩大楼。

总结自己花费17年时间获得一张牌照的经历，格林伯格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耐心要比压力更加有效。”

这只是其中一例。

2003年，AIG投资花费2亿美元购买了国内最大财产保险公司——中国人保9。

9％的股权，获益颇丰。

16年中，友邦保险在中国已拥有8个分支（上海、北京、深圳、广东、江苏、东莞、江门、佛山）机构。

作为中国唯一一家外资寿险公司，友邦在保险竞争最激烈的上海一直保持着外资中的龙头地位。

此外，其经营财产保险的美亚保险公司也是国内最大的外资产险公司。

成也格林，败也格林。

这种独特的资本结构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好的方面，独资的方式使友邦从制度上解决公司治理问题的源头，避免了合资寿险公司的覆辙。

坏的方面，使得友邦每开一个分公司均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一个独立的山头。

一家公司七八个儿子，不仅成为市场的一个奇观，也妨碍了友邦内部的整合。

2005年，格林伯格因会计丑闻黯然下台之后，AIG在中国也受到了重挫。

友邦在中国接连遭遇地下保单质疑、团险牌照失手、重疾险风波等系列事件。

接任者挑战重重。

2005年10月，就在格林伯格被迫辞去AIG董事长后不久，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韩正说，格林伯格是中国的“老朋友”

，他的继任者马丁·沙利文（Martin　Sullivan）是“新朋友”

。

但是，中国人似乎更愿意和有30年交情的老朋友待在一起。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曾经见证一个细节，一次跨国公司CEO聚会上，AIG新任首席执行长马丁·沙利文（Martin　Sullivan）一刻不闲地跑东跑西，忙着去和与会的中国官员寒暄应酬。

但是在房间的另一头，另一位来自美国的大腕级人物却完全是一付众星捧月的架势，一批和他相识数十年的中国老朋友正和他聊得热火朝天。

毫无悬念，他就是莫里斯·格林伯格。

格林伯格卸任之后，AIG遇到了一个尴尬的竞争对手。

2005年起，格林伯格出任史带基金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领导史带基金在全球范围内从事产业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