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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易帜典礼是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举行的，一个星期以后，即１９２９年１月５日，又发生了杨宇霆为其父大办寿辰之事。

事前，曾有同乡好友劝他慎重，最好回老家法库去办，这确实是真正从关心他出发的一个好建议，可是杨竟忠言逆耳，不但执意定要大办，而且决定不离开奉天。

以致此事犹如火上加油，更加激化了他与张学良的矛盾。

这也不奇怪，请看，那祝寿场面是何等气派：

办寿那天，杨宇霆在小河沿附近青云寺胡同私邸，彩棚高耸，灯火辉煌；百戏杂陈，锣鼓喧天；精馔佳肴，水陆咸备；高朋满座，门庭若市。

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担任总招待；曾任国务院总理的潘复，亲自去大连迎接程砚秋到杨府演戏，宴飨宾客三昼夜，极一时之盛也。

东北各省军政长官，车水马龙，到杨府祝贺，并致重礼以取杨氏之欢心。

已就任东北边防公署长官的张学良也亲往祝寿，只见东北高级文武大员正在围桌赌钱，杨的副官喊：“总司令到！”

那些围桌赌钱的文武大员，只有少数人起立，多数人半起半坐，有的略一欠身。

可是，杨的副官一喊“督办下来啦！”

围桌赌钱的官员，不约而同的肃然起立，直到杨与各位来客一一周旋后，他们才就座。

张学良亲临目睹这种咄咄逼人的场面，实在难以忍受。

⑤

据说，那天在杨府张学良没停多久便辞出。

少帅的不悦，是个信号，照说杨、常该有所收敛了，可是他们仍执迷不悟。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制造流言，拨弄是非，离间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关系，以达到破坏易帜目的。

说什么东北局势恰似日本幕府时代，丰臣秀吉死后，丰臣秀赖子承父业；而大臣德川家康夺取了政权，结果丰臣秀赖自杀，丰臣家族灭亡。

把张学良比作丰臣秀赖，把杨宇霆比作德川家康。”

⑥如果杨宇霆没有野心，对这种恶毒的离间他会大为反感，甚至公开反驳的，可是他不但心安理得，还一唱一和，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居然也附和说：“今天东北实际情况和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代很相同。”

德川幕府统治是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封建统治时期，是日本封建统治末期的一种顽固势力，它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加之一些下层武土和一批宫廷贵族纷纷叛离，并与资产阶级结成倒幕联盟，所以幕府统治很快就被推翻了。

如此两相对比，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这怎能不使张学良气冲斗牛呢！

而恰巧在这时，又发生了杨、常二人支持日本关于东北五路新要求的事，更把他们之间的矛盾推向了高峰。

原来，东北易帜后，日本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然企图瓦解东北政权，并认为在东北没有再比杨宇霆更合适的人选了，而要让杨上台，又非打倒张学良不可，所以，那一阵子日本人和杨宇霆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

１９２９年年初，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派町野武马面见张学良，就所谓履行铁路合同问题进行试探，空手而归。

他于是又找杨宇霆交涉据说是张作霖生前答应借款由日本承建的“满蒙五路”

问题，用威胁的口吻问杨，这五条铁路究竟还建不建？杨竟满口答应，作了肯定的答复，町野怕他的话难以兑现，对杨说：“请您好好给张学良说说。”

并加问一句：“你这样说没关系吗？”

杨答：“没关系，一定要建议。”

⑦町野得到杨的支持，后来还曾找过张学良，也都被顶了回去。

张学良以“满蒙五路”

问题已移交南京政府交通部管理相推辞，拒绝进行谈判。

町野这才又“退访杨宇霆”

，欲将当年经杨手商订的密约“拟一公布办法”

，造成既成事实，以迫使张学良承认。

说来也是杨、常利令智昏，或者说是他们自己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东北五路”

这个日本人的政治讹诈早已使张学良怒不可遏了，他们偏偏在这时又节外生枝，提出一个涉及外交和东北政局稳定的新问题，即“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其理由是，中东铁路为中苏合办铁路，一向不接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指挥；如果成立了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就可以将它纳入管辖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