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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实验班的课程，使我获得了正确的学习方法；《有理数》则增强了我对提高学习能力的理性认识。

等不及再听老师讲新课，我捧着学校发的所有书，无论课本还是参考教材，贪婪地一册册读下去，并且乐此不疲，而且很快超过教学进度，数学尤为突出。

在我的无数次的想入非非中，有一个理所当然的梦就是要成为数学家——虽然它后来被文革粉碎。

就这样，我学会了以书本当老师，学会了自己教育自己。

动荡年代，我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

好在读《有理数》的过程留给我无尽回味，读书的体验帮助我找到成长的答案，并使我坚信，学习过程是一种终身需要，自学是最适合我实施自身教育的途径。

离开学校以后，我像当年读《有理数》那样，去读所有我认为有用的书，用一种经济而有效的方法，在漫长的岁月里，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激情，完成了对自己的高等教育，并终生保持着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兴趣。

有理数之理（2）

假如没有胡逸君老师，假如没有那本《有理数》，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在渴望阅读的年龄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在知识贬值的年代里，永无休止地在书页的字里行间求索，并且从中获得无限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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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困难拐个弯

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是，遇到困难不能退缩，要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直到取胜。

而我从女儿他们这一代人身上看到的，却是更为现实的态度：遇到可以战胜的困难，当然应该尽可能战胜；而对那些难以逾越的困难，不妨拐个弯绕过去。

有时候，这一绕就能绕出个柳暗花明。

女儿从小学习小提琴演奏。

进入高三，她遇到了学琴以来最大的困难，较长一段时间成绩低迷徘徊，她觉得无论怎样努力，也赶不上班里那些身手不凡的高手。

高考在即，形势严峻。

按说，念了六年音乐学院附中，只要能考上大学，即使当不了独奏家，将来坐个乐队总还是可以的，本没有忧虑的必要。

再说，除了吕思清、李传韵这样的天才，音乐学院那些成绩优秀的学生，有几个能当独奏家？绝大多数还不是都坐乐队了？

但是，女儿感到非常不踏实：她觉得自己除了能拉两下琴，什么都不会，偏偏琴又拉不到最好，一旦不拉琴了，靠什么谋生呢？这种危机感一直困扰着她。

由于“手小、胆小”

（老师的评语），“耳朵挺好的，手也跑得挺快”

（也是老师的评语，学琴的基本条件）打了折扣，文化课的优势也得不到发挥。

怎么办？悬梁刺股、孤注一掷，还是扬长避短、另辟蹊径？

女儿决定转一个专业。

与其和一个源于先天条件的困难硬拼，不如拐个弯绕它一绕。

于是，她选择了音乐教育专业。

虽然在一般人看来，从演奏转向音乐教育，似乎是退步，况且当时本校尚没有这个专业，这就意味着要报考其他院校，增加了考试的不确定性。

绕路，其实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关键要看绕得是否合理。

离高考只剩一个多学期，女儿调整了学习方向，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音乐教育专业除了器乐演奏，还要考钢琴基础和音乐理论，需要提交论文，对文化课也有较高要求。

经过充分准备，女儿发挥出色，以第一名的总成绩考上大学。

本科四年，受到良好的音乐教育理论训练。

学校实行本科生导师制，她的专业老师管建华教授鼓励学生跨校听课，女儿经常到北大、清华和人大旁听人类学、哲学和文学课程，丰富了她从文化层面对音乐的理解。

大学期间，女儿到广播电台和文化传播公司实习，参与节目策划和撰写文案；毕业后又到电视台做了几年音乐传播，觉得适合自己的工作还是蛮多的，于是信心大增。

绕过崎岖，前途可见。

由于对从小就学习的小提琴演奏有着不可割舍的留恋，在经过实践证明自己不但能拉琴，还可以从事其他工作以后，女儿决定回到演奏专业继续深造，学习乐队、重奏、音乐理论、小提琴教学等课程，希望为日后的发展打好基础。

经过考托福、录曲目、提交申请等一系列努力，她获得奖学金赴美留学，并在一个交响乐团兼职，琴拉得有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