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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清洁卫生（中国人认为这是中世纪的传统，而非十九世纪的创造），学生尊敬老师，男孩儿们总对他们的长辈说“是，先生”

等等。

所有这些给人深刻印象的东西，外加优良的公路、铁路、轮船、优质的皮靴、巴黎香水、可爱的白种孩子、X光照片、照相机、电唱机、电话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彻底击碎了中国人那种民族自豪感。

由于治外法权，尽管欧洲人的皮靴总是频频地踢在中国苦力身上，却没有法律予以制裁。

民族自豪感的丧失又转化为一种对外国人的本能恐惧，以往神圣的自豪感烟消云散。

至于外商大吵大嚷，担心中国人会攻击他们的租界，事实上这只不过从反面证明了他们的那点胆量以及他们对现代中国之肢浅认识。

对于欧洲人滥用皮靴对付中国苦力的行为，中国人总感到义愤填膺，这一点毫无疑问。

但是如果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会用自己质量较次的皮靴去报复去泄愤，那就大错特错了。

中国人如果这样做就不复为中国人，而是基督徒了。

事实上，对欧洲人的羡慕与对他们侵略性的恐惧现在是普遍现象。

以上这些感情上的波澜显然促成了过激主义的形成，过激主义又促成了中华民国的诞生。

如此巨大广泛的变化，以往从来没人想到，只有几个傻瓜和天才对它发生兴趣。

那时想进行一场革命元异于在天上架设彩虹之桥并漫步其上。

而1911年的中国革命党人正是这样的天才。

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打败之后，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宣传就极为活跃。

当时有左右两派：限制君权但维持君主统治的立宪派与主张共和的革命派。

左翼以孙中山为领导，右翼以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为领导，梁后来与老师分道扬镳转向左翼。

两派曾在日本进行过长期的笔战，然而问题的最后解决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论辩有了什么结果，而是由于满洲人统治的明显不可救药以及中国人本质上对民族自豪感的渴望。

1911年政治激进主义之后，便紧接着1916年的文学激进主义。

当时胡适发起了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又产生了1926年的思想激进主义，结果使现在几乎所有的小学教师的思想都有了共产主义的色彩。

于是，中国被分成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两大武装阵营。

年轻一代和老一代之间有一条深深的鸿沟，这实在是件很遗憾的事情。

勤于思考的年轻一代决意要使整个政治思想制度发生一次巨大的变革，然而统治阶层却正在掀起一股保守与反动的逆流。

不幸的是，这股逆流并不那么吸引人，因为首要人物都是些军阀和政客，他们的私人生活里绝不存在儒家思想的行为规范。

事实上，这种保守性不过是伪君子的外衣，是虐待狂的报复行为——发泄对青年人的不满，因为懦家学说教导人们要尊敬老人、尊重权威。

熠熠生辉的政治放射出一大束一大束儒家思想的光芒，也正是这种光芒曾发动西藏喇嘛教祈求佛诅保佑以反抗日本的侵略。

儒家学说的陈词滥调混杂着梵语的“阿弥陀佛”

和藏语的祈祷论，造成一种极端怪诞离奇的效果，殊难引起中国青年人的兴趣。

这只是从表面上来看中国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争斗。

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和欧洲的政治动向，争论并不解决问题。

如果保守派的首脑们不能证明自己有能力为中国找到出路，中国也可能转向共产主义。

然而在中华民族的秉性中，在只认识汉字或者干脆目不识丁的广大民众之中，保守性会永远存在。

最主要的事实是中国人并不希望变革。

在所有的外部变化背后，即在风俗、女子服饰、旅行习惯这些变化的背后，中国人对一位身着西装、操一口流利英语、脾气急躁的青年人仍然抱嗤笑态度。

这位青年人看上去总是那么幼稚，那么羞于积极地主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