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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后，你都熟了，再去干那搬石头抡锤，到崖壁上翘石放炮的险活累活。

我干了六天放罐的轻活。

叔伯哥哥，把他前三天的放罐轻活，也让给我了。

而他，一到山上，就干了抡锤打钎的最重的活儿。

在山上干活，是一种“计时”

，而非“计件”

。

计时，即每天干8个小时，为着一班，每一班有1块6毛钱。

为了能干上16个小时，一天劳作两班，挣上3块2毛钱，我和我哥去找工头说了许多好话。

我叔，还又去给那工头送了两盒香烟，一瓶白酒。

就这样，我和我哥，在那山上每天干上双班，16个小时，经常一干十天半月，不下山，不洗澡，也不到厂里去办什么事情。

吃住都在那空旷的山脉上，直到天下雨了，才会借着雨天，休息一下。

人生虽然苦寒，可每月领薪后往家寄钱的那一刻，从邮局出来望着天空和行人，还是感到了无限的惬意和温暖，感到了自己已经是个大人，可以为父母和家庭尽下一份情意和责任。

为此，还是会有着来自心底的甜蜜和自傲，尤其在接着家里回信时，信上说寄的钱已经收到，那些钱刚好能让家里派上这样那样的用场时，自己就觉得自己有了顶天立地的命道和力量，也就感到世界实在和具体。

于是，愈发地想要干活挣钱和去承担一些父母肩上的事，去父母肩上卸些生活的沉重和悲苦。

这样，也就更加渴望每天能在矿山上干下16个小时，而且是永无休止地干下去。

5　寂冷的光亮（3）

最长的一次，我在那山上一气干过41天，每天都是16个小时，不洗脸，不刷牙，下班倒在地上就睡，醒来用湿毛巾在脸上象征一下，就往工地上快步走去。

因为工厂里既抓革命，又促生产，要大干一百天，完成多少万吨的水泥生产，支援哪里的工程建设。

所以，全厂上下，就都那么日夜忙着，自自然然，也就给我提供了一个不用请客送礼、不用求人说好，就能每天干上16个小时的天赐良机。

我抓住了这个机遇。

在这机遇中，有一桩趣事。

那桩趣事，关系到国家机密和台海关系。

那个时候，对于台湾，中国内地人知道的只有两个内容，一是他们台湾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二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

当然，因为我们要解放他们，他们又亡我之心不死，随时都要*，夺取我们的革命政权。

所以，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时候大陆的到处，似乎都有潜藏的国民党特务。

于是，也就从我幼年记事伊始，耳朵里总是听到国民党的特务如何如何，使我有很长时间，都怀疑我们邻居，怀疑某个老师和大街上穿着制服的行人，都是国民党从台湾派来的一个坏人特务。

以至于少年时期，独自走在村头的田野，因为过分寂静，能听到自己脚步的后边还有脚步的声音，也就怀疑，身后有着来自台湾的某个特务，正悄悄地跟在我的身后，我快他快，我慢他慢，于是就猛地回头，又只发现一片空旷在身后漫漫地铺着堆着。

为了证明身后确实没有特务，有时我会快走几步，把身子闪在墙角或一棵树后，然后把头悄悄伸将出来，进行观察瞭望，待确认身后的确没有特务尾随，才会继续谨慎地走去。

回忆那个年代的许多事情，就像回忆一部年代久远的革命电影，有许多模糊，也有许多清晰；有许多场面宏大的历史空旷，也有空旷中鲜明细节般的野花小草。

总而言之，那是一个革命和激情充盈的年代，革命养育了激情，激情反转过来，又燃烧着革命，以至于我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在新乡郊野的山上，每天双班，一次干上16个小时，整整41天，没有下山，没有歇息，除了珍惜来之不易的每天能干16个小时的机缘，别的我都一概不管不顾。

也就从此，忘记了一切，如同和整个世界完全隔绝了一样。

然就在这个隔绝之中，革命与解放台湾这样宏大的事情，会转化成某个细节，呈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一天午时，我们正往罐车上装着料石，工地上忽然停电，罐车不能运行，风钻也不能旋转，大家几十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和我一样，在那年代求着生存的临时工们，都躺在碎石渣上歇着睡着。

也就这个时候，在我躺着将要睡着之时，我看到有两个硕大的粉红气球，从天空中的高远朝着山里的深处飘了过来。

望着那两个气球，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对气球可能是台湾的国民党人放飞过来散发反革命传单的两个反动工具。

至于那来自台湾的气球，能否飞过台湾海峡，海峡又在什么地方，从海峡那边的福建厦门，到我们的中原河南，河南的新乡界地，有多远的千里之程、要经过几个省份，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但却望着那对气球，越来越信那是来自遥远的、水深火热的台湾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