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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部分（第1页）

的铁路，穿山越岭在一年半之内建成通车，乍浦、海州、南京防御工事的加强，新建空军的迅猛发展；从1936年开始，大中学生要在军营接受3个月的军训；防洪堤的修建和河流保护工作的进行（1933年花费价值6890000美元的中国货币，1934年13059000，1935年35351000）；体育馆、体操房、图书馆、博物馆的修建和一个耗资7000000元修建在江湾的码头，战争爆发前刚刚竣工，在杭州的钱塘江上修建了双层钢桥，恰好在战争爆发前竣工，之后又被毁坏；农村的生产与建设恢复计划，特别是在江西；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发展；强制实行保甲制度……看来，中国好像终于走上了进步的道路，新的自信心诞生了。

应该注意到，正是这种民族精神使得以上各种进步变得可能，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中国人民决心与日寇决一雌雄，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一个现代的、进步的、统一的中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受到相当一部分持有开明见解的日本人的欢迎，然而，这个现代的、进步的、统一的中国，从实质上讲，却对日本战争制造商们大东亚帝国的美梦造成直接威胁。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对中国的压力不断增大，日本军队对本国外交官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显得越来越不耐烦，对之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于是1934～1937年中国人民紧张的准备工作实际是在争时间抢速度，以免在作好抗战准备之前就被日本吞掉。

事实上，从日本的角度讲，战争应该再提前两年开始，从中国角度讲，应该再晚两年。

这就是这场战争陷入僵局的原因。

但正是因为日本不给中国一个机会去继续他们正常的发展和国内建设，而这时正是中国最终振作起来，走上进步的道路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对日本的仇恨是深刻而强烈的。

日本试图“打倒蒋介石政府”

就是在试图破坏第一个强大的、团结的、现代化的、能够力挽狂澜的中国政府。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样做是一种道德的败坏，甚至比毁约违约还有失道义。

日本的所作所为，用英语的一句口头语来讲，是“不公道”

的，它既不是英国的“费厄泼赖”

，也不够中国的“君子之风”

，更谈不上日本的“武士道”

。

虽然蒋介石在执行着一条比较“现实”

的政策，一边准备战争，一边祈祷和平，期望中国能得到一个暂延的机会，以建成一个稳固团结的现代国家，虽然他使用了各种镇压手段防止公众情绪的爆发，使自己，也使整个民族保持镇静，但是另一股巨大的洪流：民族抵抗的决心和对蒋介石的华北政策的忿懑情绪，正在变得强大到足以改变蒋的意志的程度——须知，蒋是个非绑架不能使之变心的顽固分子。

下面一点应该讲清，华北的局势在外国观察家眼里是丑恶可耻的，在中国人眼里是丢脸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日本人走私和贩卖毒品更丢脸、更可耻的，是日本军队要求在北平的国民党党部关门，这可是中国政府所代表的中国执政党的党部。

然而，当局居然接受了这个要求，国民党官员旋即全部被派到了南方。

爆发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

最好的例子是发生在一个铁路警察和一位外交部副部长之间的小事，前者代表人民，后者代表亲日官员，我之所以在此大胆地举这个例子，是因为那个副部长已经作古，并且即使谴责也还是太便宜了他。

如果我不这么做，中国的小说家们也一定会这样做的。

这个副部长叫唐有壬，一个年轻的“小白脸”

，是汪精卫的门徒与心腹。

在汪精卫任外交部长时，混到了一个副部长的职位。

他上午在南京被任命力副部长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晚上乘夜车去上海，向日本总领事馆迷职。

日本总领事馆交给他的第一项“工作”

是：利用他的权力使去美国从事小麦贷款谈判现正在归国途中的宋子文在途经日本时去一趟东京。

然而这个宋子文却拒绝这么做，于是这个副部长也因为第一次就没能完成所给予的任务，被日本总领事痛骂了一顿，尽管如此，唐有王仍然坚持每周向日本人作一次工作汇报。

他所做的一切过于臭名昭著，就连沪宁铁路线上的警察们都瞧不起这个小小的“大官”

。

一次，唐要去上海时，一个乘警彬彬有礼地问他，阁下是否又要去向日本人致敬。

唐一回来，就向汪精卫“哭诉”

（正如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那样），抱怨乘警们缺乏礼貌，但是汪也无可奈何。

这个事件虽不重大，但却很有意义，就这样结束了。

通过这个事件，读者似可明白，谋杀，包括谋杀唐有王，是民众对政府中亲日派愤感情绪的爆发。

1935年国民党召开大会，汪精卫站在照像机前在拍开幕式的照片，一个假扮摄影师的人在照相机黑色遮布后面，用左轮手枪对准他，然而枪打偏了。

一个月后，那个唐副部长在回自己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里时，在家门口的石阶上被开枪打死。

后来，又发生了杨永泰被谋杀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