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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一个是教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

在国内的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如果没有他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

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的话，我根本来不到北大。

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

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

至于他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我的母校清华，而介绍给北大，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至今恐怕永远也是一个谜，我们不去谈它了。

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我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

但是，我对他们四位，以及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师友怎样“报”

呢？专就寅恪师而论，我只有努力学习他的著作，努力宣扬他的学术成就，努力帮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

我深深地感激广州中山大学的校领导和历史系的领导，他们再三举办寅恪先生学术研讨会，包括国外学者在内，群贤毕至。

中大还特别创办了陈寅恪纪念馆。

所有这一切，我这个寅恪师的弟子都看在眼中，感在心中，感到很大的慰藉。

国内外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学者日益增多，先生的道德文章必将日益发扬光大，这是毫无问题的。

这是我在垂暮之年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愉快。

然而，我仍然有我个人的思想问题和感情问题。

我现在是“后已见来者”

，然而却是“前不见古人”

，再也不会见到寅恪先生了。

我心中感到无限的空漠，这个空漠是无论如何也填充不起来了。

掷笔长叹，不禁老泪纵横矣。

1995年12月1日

………

记张岱年先生

………

我认识张岱年先生，已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了。

三十年代初，我在清华念书，他在那里教书。

但是，由于行当不同，因而没有相识的机会。

只是不时读到他用“张季同”

这个名字发表的文章，在我脑海留下了一个青年有为的学者的印象，一留就是二十年。

时移世变，沧海桑田，再见面时已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了。

当时全国大学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大来，张先生也因而来到了北大。

我们当年是清华校友，而今又是北大同事了。

仍然由于行当不同，平常没有多少来往。

1957年反右，张先生受到了牵连，这使我对他更增加了一种特殊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