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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易就能看到的那种荣耀感。

这种制度甚至还可以涉足于个人非常具体的事务。

它从我们手中夺去了缔结婚姻的权利，把这种权利给了我们的父母；它让我们与“媳妇”

结婚而不是与妻子结婚；它使我们的老婆生“孙子”

而不是生儿子；它还百倍地增加了新娘的义务；它使年轻人感到如果大白夭将自己的房门关起来是非礼行为，使英文中的“privacy”

（独处、私事、秘密，隐私）这个词在汉语中失去存在的可能性。

它像收音机那样迫使我们习惯于喧闹的婚姻、喧闹的葬礼、喧闹的晚饭、喧闹的睡眠。

它像收音机那样麻痹了我们的神经，发展了我们温和的脾性，西方人就像一个未婚的姑娘，只要照看好自己就可以了，所以她总可以打扮得整洁一些，而中国人则像大家庭中的媳妇，有数不清的家务在等她去做。

于是，这种制度在我们心中从小就培养了一种冷静感，使年轻人循规蹈矩，格守本分。

它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了过多的保护。

很奇怪，很少有孩子们造反与出逃。

在以父母为中心的独裁家庭中，这种制度使年轻人失去了事业心、胆量与独创精神。

笔者认为，这是家庭制度在中国人性格形成上最具灾难性的影响，父母的葬礼使文人学士在三年之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也是内阁成员辞职的一个绝好理由。

家庭伦理甚至涉足我们的旅行与运动。

《孝经》（从前的学童都要背诵的）中发展了一种理论，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

孔子的门徒曾子临终前说：“启予足，启予手。”

即要人们检查他的手足，没有任何损伤，可以完整地交回给自己的祖先，这与宗教感情已相差无几。

家庭伦理限制了我们的旅游，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于是，最佳形式的游历，亦即漫无目的、不期望达到任何特定地点的旅游，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能有的。

孝子“不爬高，不涉险”

。

所以，在阿尔卑斯俱乐部里，没有一个孝子。

总之，家庭制度恰好是个人主义的反动。

它拉着人后退。

正如赛马的职业骑师用缰绳把那向前猛冲的阿拉伯马拉回来一样。

如果这是个优秀骑士，他就能帮助这匹马赢得这场比赛。

然而，有时骑士并不那么优秀；有时阻止赛马向前奔跑的也不是骑士，而是一辆不中用的货车。

如此，中国社会就不需要良种的阿拉伯马了，最好的证明就是我们的确没有良种马。

我们把它们谋杀刺死，赶进山林，或送进精神病医院去了。

我们需要的只是从容不迫，沉重缓慢地拉车的马。

这样的马，我们有许许多多。

社会等级观念，人们也通常这样称呼儒教，是支配着家庭制度的社会哲学。

正是这种观念在维持着中国的社会秩序。

这也是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