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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1页）

万历五年九月以后，居正在百感俱集的当中，决定了两件大事：第一是河漕机构的合并，第二是各省田亩的清丈。

明代对于河、漕的事务，最初分属于两个机构，河道总督专管黄河，漕运总督专管漕运。

其后漕运总督兼管淮安以下入海的河道，而淮安以上仍属河道总督。

但是从淮安到茶城，借河为漕，河道总督底职权，只能管到这一段的黄河，对于河南以上的黄河，其实没有管到，当时也没有整理黄河上游的主张。

因此河、漕两个机构，永在摩擦的当中。

这是一向的事实。

万历四、五年间，河道总督傅希挚更和漕运总督吴桂芳不断地争执。

五年九月，调山东巡抚李世达为河道总督。

调河道总督傅希挚为陕西巡抚。

居正以为有了办法，但是随即发现这是制度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

十月中，再把世达调开，命桂芳兼理河、漕。

六年正月，升桂芳为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河、漕、提督军务。

（《明史·河渠志》“五年命桂芳为工部尚书兼理河漕。”

语误。

兼理河、漕在五年、进工部尚书在六年。

明《万历实录》、《明史稿》及《明史·吴桂芳传》语皆合。

）河、漕两个机构，到此正式合并。

六年之初，居正有信给桂芳说：治河之役，朝廷以付托于公者甚重。

……承示，恐流言之摇惑，虑任事之致怨。

古人临事而惧，公今肩巨任事，安得不为兢兢？若夫流议怨谤，则愿公勿虑焉。

孤浅劣无他肠，唯一念任贤保善之心，则有植诸性而不可渝者。

若诚贤者也，诚志于国家者也，必多方引荐，始终保全，虽因此冒险蒙谤，亦无闷焉。

顾近一、二当事者，其始未尝不锐，至中路反为人所摇，自乖其说，或草率以塞责，或自障于垂成。

此岂庙堂不为主持而流谤之果足为害耶？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行无越思，如农人之有畔。”

愿公审固熟虑，集思广益，计定而后发，发必期成。

至于力排众议，居中握算，则孤之责也。

使孤得请而归，后来之事，诚不可知；若犹未也，则公可无虑矣。

（书牍十《答河道司空吴自湖言任人任事》）

不幸就在六年正月桂芳病死，随后再命潘季驯为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总理河漕，至此河、漕方面得到一个正当的解决。

明代以前，国家岁入，以赋役为大宗，赋是田赋，役是丁役。

要整顿国家底收人，便要从调查田地和户口人手。

滕文公要行仁政，使毕战问孟子，请他指示井地的办法。

孟子说：“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

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

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孟子这几句话，固然透露他对于井田的理想，但是行仁政必自经界始，是一句颠扑不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