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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便增加新的意义，不能再当具文看待。

关于书院一方面，到万历七年诏毁天下书院，局势的推演，更加积极：在学额方面，因为考成底关系，有司奉行，也是非常严格。

《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言：“嘉靖十年，尝下沙汰生员之命，御史杨宜争之而止。

万历时张居正当国，遂核减天下生员，督学官奉行太过，童生入学，有一州县仅录一人者。”

大致这不是一句诬蔑的话。

假如居正为自己底政治前途打算，关于整顿学风的事，也许还要重行考虑。

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领导阶层，得罪这个阶层，往往会发生极大的风波。

周武帝灭高齐，统一北方，对于南方的陈国，随时可加扑灭，只因为沙汰沙门，得罪当时的领导阶层，这一群僧侣消极反抗，武帝死后，不过数年，整个的国家移转到一个委琐平庸的杨坚手里，智识阶层，不曾提出一句反抗的呼声。

明朝以来，秀才成为当时的领导阶层，政府的官吏，出身于这个阶层，地方的舆论，也操纵在这个阶层底手里。

他们固然压迫一般民众；然而一般民众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喊出反抗的呼声，民众中的优秀分子，又往往因为知识发展的关系，随时为当时的领导阶层所吸收；因此秀才们不但没有受到民众底反对，反而出乎意外地受到民众底拥护。

人民大众的认识没有提高以前，有时会把骑在头上的恶霸，看作领导的人物，何况在居正的时代！

居正以前，世宗主张沙汰生员，但是毕竟没有沙汰。

居正以后，思宗时，大学土温体仁又提出同样的主张，刑科都给事中傅朝祐立即提出弹劾，疏言体仁“又议裁减茂才（即秀才），国家三百年取士之经，一旦坏于体仁之手，此谓得罪于圣贤。”

（《明史》卷二五八《傅朝祐传》）温体仁固然是一个庸人，但是主张裁减生员，何尝得罪于圣贤？孔子尝为乘田、委吏，盂子也说“往役、义也”

。

孔子、孟子没有造成特权阶层，也没有提出领米免役的要求，为什么主张裁减生员，为民众减轻负担，为公家平均劳役，就算是得罪圣贤呢？傅朝祐底议论，只是拥护特权阶层底既得权利，不肯放弃。

居正提出整顿学风的计划，正是抱了最大的决心。

万历八年，他曾经说起：

秉公执法，乃不谷所望于执事者，欲称厥职，但力行此四字足矣。

至于浮言私议，人情必不能免。

虽然，不容何病！

不容然后见君子。

不谷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谷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

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愿吾贤勉之而已。

（书牍十二《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

这封信中，大致也是关于整顿学政的事，居正抱定宗旨，打破得失毁誉关头，所以能有当日的成功，也正因为他不顾人情物议，所以不免招致身后的诋毁。

万历三年五月，还有一次辽东报警的事。

“属夷”

传来的消息，鞑靼武士又出动了。

这一次的主谋是土蛮，他纠集青把都，率同二十余万骑土，准备向辽东开发。

消息紧张的了不得。

辽东巡抚立刻申报兵部，敌人已经开到大宁，所以请兵请粮，一刻也缓不得。

兵部尚书谭纶随即上奏。

神宗虽然只有十三岁，但是对于国家大事，不容他不关心。

惊惶极了，他问居正怎样办。

“请皇上宽心，”

居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