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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1页）

合理的行为。

居正照例咨行吏部，题请放回原籍守制。

吏部随即奉到圣旨：

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冲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

（见奏疏六《乞恩守制疏》）

居正九月二十五日得讣，这道不许守制的上谕，也在九月发下，一切都是四、五日间之事，没有回旋的余地。

本来居正夺情的事情太严重了，居正身后，经过神宗十年到四十八年这个很长的阶段，一般人因为后来神宗对于居正的反感，无从追求正确的结论；等到神宗死后，讨论可以自由的时候，夺情底经过已经成为长远的过去，时日不清楚了，事实不清楚了，伪造的根据，曲解的现实，到处作祟。

于是夺情的是非，遂成为一个谜。

据说第一个主张夺情的是户部侍郎李幼孜，冯保主张夺情，居正也有意夺情，因此造成夺情的局势。

其实幼孜第一个提出这个呼声，只提出时代底要求，而造成这个时代要求的，却是居正本人。

自从隆庆六年六月，居正当国以来，这五年三个月的时间，整个国家安定了。

政治上了轨道，经济有了把握，太仓粟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万；北边的俺答屈服了，土蛮虽然没有屈服，但是不断地溃败，解除了东北方的威胁；内阁里面，安静到没有一点波浪，更是嘉靖、隆庆以来没有的现象；这一切是谁底大功？居正去了，这个局面，交付那一个？徐阶七十五岁了，高拱更和冯保结下生死大仇，都谈不到回朝，在野的还有那一个干练的大臣？吕调阳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他自己没有大的抱负；张四维也许还有些才气，但是资历太差，而且也没有人望，在朝的又交给谁？居正固然有三个主人，但是慈圣太后和冯保，都说不到自己掌握政权，明代根本没有太后临朝和宦官执政（王振、汪直、刘瑾、以及后来之魏忠贤、皆未直接掌握政权。

）的前例；至于神宗，这时才十五岁，慈圣太后还把他当小孩看待呢，更说不到自己负责。

一切的形势竟造成居正非留不可的局面。

这一个局面是居正自己造成的，居正自己也看到。

其次大学士丁忧起复，不是没有故事的。

成祖永乐六年六月杨荣丁优，十月起复。

宣宗宣德元年正月金幼孜丁忧，随即起复。

四年八月杨溥丁忧，随即起复。

景帝景泰四年五月王文丁忧，九月起复。

宪宗成化二年三月李贤丁忧，五月起复。

这都是故事。

五人之中，惟有李贤是首辅，而李贤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的时代，成化二年，宪宗已经二十一岁，即使李贤丁忧，也还和现在非留不可的局面，有些不同。

这一切，慈圣太后、神宗、冯保，连同居正也都看到。

不许守制的上谕下来了，居正再行上疏请求，自称“是臣以二十七月报臣父，以终身事皇上”

，但是语气并不十分坚定，他甚至说：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

夫非常者固非常理之所能拘也。

臣一介草茅，忝司政本，十有余年，受先皇顾托之重，荷圣主倚毗之专，无论平日所承，隆恩异数，超轶古今，即顷者闻忧之日，两宫圣母为臣悯恻，圣心感动，为臣凄惋，慰吊之使，络绎道途，赙賵之赉，充溢筐篚，又蒙皇上亲洒宸翰，特降玺书，中间慰借之勤笃，勉喻之谆切，尚有溢于圣言之外者。

臣伏而读之，一字一泪，虽旁观近听之人，亦无不伤心酸鼻者。

夫自古人臣，以忠结主，商则成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说，周则成王之于公旦，汉则昭烈之于诸葛亮，其隆礼渥眷，辞命诰谕之文，载在史册，至今可考，固未有谦抑下巽，亲信敬礼，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常之恩也。

臣于此时，举其草芥微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且人之大伦，各有所重，使幸而不相值，则固可各伸其重，而尽其所当为；不幸而相值，难以并尽，则宜权其尤重者而行之。

今臣处君臣、父子，两伦相值，而不容并尽之时，正宜称量而审处之者也。

况奉圣谕，谓“父制当守，君父尤重”

，臣又岂敢不思以仰体，而酌其轻重乎？（奏疏六《乞恩守制疏》）

无疑地，居正是在考虑应否守制的问题了。

十月初二日奉圣旨：

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昔当十龄，皇考见背，丁宁以朕属卿，卿尽心辅导，迄今海内乂安，蛮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远待三年？且卿身系社稷安危，又岂金革之事可比？其强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

（见上）

奉旨以后，居正上《再乞守制疏》，十月初五日复奉圣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