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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1页）

我细致而耐心地解答他们的问题，一再地重申世行的合作与开放承诺，并同意在10月的世行年会上专门为此召开一个专题会议。

午餐会从十二点一直开到三点，效果看来是令人满意的。

和处理普通人际关系一样，在处理国际组织关系上，世行委派高级官员专程到欧盟的地盘来陈述政策听取意见，这个谦逊的举动似乎比政策本身更重要。

当晚我坐火车去伦敦。

火车穿越英吉利海峡，三个多小时后到达伦敦。

第二天清晨，我赶到国际发展署，素玛副署长已经在办公室等着我了，他还是强调两周前在华盛顿提出的那个担忧：“世行确保不与其他多边发展银行抢生意，不能引发恶性的贷款竞争。”

我带去了预先研究出来的两个办法：“第一，增加交流，建立高层沟通机制；第二，世行驻各个国家的国家经理在起草贷款战略时，将与各发展机构驻当地代表就领域分工进行充分的协商。

素玛听到这两个办法，非常高兴，他看到了世行的诚意。

之后，我又去了英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

作为世行的大股东，他们担心的则是，一旦贷款规模加大，银行会不会提出增资要求。

另外，世行增加对中等收入国家的贷款，会不会挤掉私人部门的贷款机会。

我请他们放心，世行从资本能力的角度来说每年最多可以贷300亿美元以上，现在实际不到140亿美元。

即便增加到极点，与市场需求量相比，也是沧海一粟。

相反，可以起到带动支持的作用。

因而，不会发出“挤出效应”

，而能形成带动，这才是世行的作用，是我们想要发挥的作用。

在伦敦的工作结束后，我与工作组组长一起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日本东京。

经过十三个小时的飞行，还没有来得及把时差倒过来，我已经来到了大藏省的议事厅里，我的对面坐着大藏省的副财长和他们的几个助手。

日本人感兴趣的是，此次世行将支持这些国家的哪些部门，他们希望加大对基础设施的项目贷款。

日本一直对基础设施建设很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领域有很强大的技术和设备能力，在基建招标方面的能力也很强，另一方面，日本始终对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很充分的重视，在这一点上，我们倒是不谋而合。

就这样前后六天，我跑了三个重要的国家，实际上在地球上转了一圈。

那几天我觉得自己不是在天上，就是在车里，不停的在与人交谈。

从布鲁塞尔、伦敦到东京，马不停蹄。

在我飞离日本的同时，我的同事――负责贷款战略和国别服务的副行长亚当斯则按事先安排来到了巴黎、北欧和西班牙，与这些国家的财政部和发展合作部门当面协商。

他们在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都有双边的发展规划，同时，也是世行的重要股东。

10月，2003年世行年会如期在华盛顿举行，我兑现了在布鲁塞尔的承诺，组织了一个讨论会，邀请了多边和双边的高级官员，一起研讨如何在支持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问题上加强合作。

此后两年，随着战略的调整和政策的澄清，世行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贷款数量开始逐渐复苏，到2005年，达到了136亿美元的规模，比五年前增长了将近40亿美元。

然而，争论始终没有停止。

焦点并不在各国的需求上，而在于对世行属性的判断上。

世行应该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哪里？是应该锦上添花还是雪里送炭，或两者兼而有之？世行怎样才能履行其支持发展、减少贫困的全球职能？事实上，关于这一些，从凯恩斯提议创建世行那天起就开始争吵了，而且看来还将持续地争吵下去。

在执董会，每当在讨论那些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的国家贷款项目时，有人就会提出这些问题，甚至，当讨论给中国这样的国家贷款时，因为其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或能够吸引可观的国际投资，也有的执董会提出是否应该继续贷款。

作为一位管理者，我的看法则是：

第一，世界在不断发展，发展始终是相对的，低收入、中等收入这些概念本身也是相对的，核心是作为全球发展金融机构的世行，使命应该如何发挥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