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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1980年，我学成回国前不久，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并随即开始了与世行的合作关系。

财政部为此专门成立了世界银行处，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业务开展。

我到处里报到的时候，已经有5、6位同仁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

主持工作的处长叫费立志，是一个快60岁的老同志，他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老式英语，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

在处里，我是名副其实的小字辈，其他人都比我大两轮以上。

刚开始，我是跑腿的，整天忙着订酒店房间，搞接待和安排日程。

因为几乎每个月，都有世行大小官员到中国访问。

那时的北京城，只有北京饭店和建国饭店可以接待外宾，订饭店要排队，出租车也不多，那时还没有传真，与世行联络主要靠电报　（telex），记得我接待的第一个世行官员，是负责世行中国处的处长，后来他成为世行负责业务的高级副行长之一，也是我的前任…斯万·山德斯壮姆先生（Sven·Sandstrom）。

幸运少年：保送·留学·财政部（3）

很快，我就开始接触具体的业务。

财政部作为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联络的窗口部门，负责中国各部门与世行的合作，从政策制订、项目选择、直到项目落实和督导的全过程。

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也是世行在中国的第一个农业项目――“华北平原盐碱地改造”

，世行贷款2亿美元，在当年这是相当大的国际资本投资项目；1983年之前，每年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不超过20家，投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项目都很罕见。

在项目的研讨和落实过程中，经常有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领导亲自接见世行的官员，在外交场合我还兼做翻译，在处理具体业务工作的过程中，我有机会目睹了多个项目规划、并参与了若干项目的论证、评估、谈判和决策的过程。

这段经历对以后在世行工作颇有益处。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我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每年一度的世行年会，于每年秋季举办的年会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聚会之一，各国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最大的商业银行行长全部与会，每次会议人数均超过万人。

我记得1981年的年会在美国举办，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是墨西哥债务危机，这个拉美国家在过去十年里大量举债，终于到了信用崩溃的边缘，所欠的810亿美元的外债根本无力偿还。

而就在会议召开的10月6日那天，电视上突然播出一条重要新闻，强势的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北非和中东立即出现了风声鹤唳的局面。

我第一次感受到世界是那么的完整而不可分割。

在这次年会上，我第一次那么强烈地感受到全球化的气息迎面扑来。

只是那时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还是一张新鲜的面孔，年会上也没有太多话题与之有关，但是改变在逐渐中，中国渐渐开始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从1981年到2005年的24年间，我参加了24届世行年会――有幸成为这种转变的见证人，当然前后是以不同的身份出席的，我的这种幸运，也成为了世行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记录。

1982年11月，我被委派到华盛顿世行总部，出任中国执行董事的技术助理。

后来有人告诉我，给我这个机会的是葛复村司长，他对我评价是，“年轻，内秀，好苗子”

。

华盛顿，18街和H街的路口，1818号，一栋13层高、外表并不起眼的灰浅色楼，门口一个玻璃罩着的平台，拥挤地插满了130多个国家花花绿绿的国旗。

华盛顿的秋天并不太寒冷，冬青树的叶子还没有落尽，天蓝得几乎看不到一朵云。

我眯着眼睛站在街口打量着眼前这幢办公楼和进进出出匆忙的人流。

很多年后，我仍然记得那时忐忑的心情，这是我第一次到一个国际组织中工作，尽管我的身份只是它的一个成员国执董的助理。

我隐隐感到，我好象跟它有难解的因缘，我生活中一次次奇妙的际遇似乎都是为了更近地靠拢它。

我在技术助理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将近四年半，先后历经了三任执行董事。

我的工作，是协助执董研究世界银行的政策，给国内决策层提出参考意见，发现并发掘世行的可用价值，为中国改革开放服务，我的另一个任务，就是为执董起草发言稿。

这是一份弹性很大的工作，既可以整天跟在执董的后面，有什么干什么，也可以自己琢磨着去干更多的事情。

我知道幸运之神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我当然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多学一点，多做一点。

那时侯，中国刚加入国际社会不久，对国际游戏规则和新的经济动态不太了解，世界银行每年都有很多新的贷款政策出台，如果对各种问题研究得深入一些，向国内反馈的多一些、及时一点，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多的援助和关注；反之，只好等着“天上掉馅饼”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