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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第5节：

胡适影响了一批中国史家，也促进了梁启超的转变。

1918年底到1920年初，梁启超赴欧考察，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的凋零，恢复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

回国后，他深受胡适启发，开始重视史学方法的更新。

20在对待史料上，除了中国传统史学向来专注的文字史料外，他也开始强调非文字记录史料的价值，如“现存之实迹”

、“传述之口碑”

和“遗下之古物”

。

在对后一类史料的讨论中，梁启超时常流露出对城市和建筑的兴趣。

如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的“说史料”

一章中，举出很多城市、建筑的例子，如埃及金字塔、意大利文艺复兴城市、北京古城和古建筑、云冈和敦煌石窟，以及各种建筑构件等。

21在处理历史内容上，他开始将中国文化进行专业分类，尝试进行科学梳理。

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在1923年草拟了一份百科全书式的“中国文化史目录”

。

他在其中一章勾勒了创立中国城市史的计划，还单设“宅居篇”

，欲在其中探讨中国宅居、宫室、室内陈设、城垒井渠等课题。

他还在“美术篇”

中，设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和刺绣五个门类，试图构筑一个中西结合的“中国美术”

体系。

我们可以说，梁思成撰写中国建筑史和雕塑史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其父梁启超构筑中国建筑、美术史的理想。

比如，1925年梁启超赠予留学中的梁思成《营造法式》，触动他今后研究中国古建筑；还有1928年梁启超在信中，与梁思成商讨他去哈佛大学做“中国宫室史”

还是“中国美术史”

的计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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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视实物史料，推动中国史学发展方面，另一位杰出人物是傅斯年。

傅斯年和胡适类似，鄙视空谈理论，坚持实证主义治学态度，认为所有学科的基本方法都一样—对材料的收集和整理。

傅斯年与胡适也有不同：胡适主要关注文字史料，而傅斯年的研究范围扩充到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物，可说是王国维的延续。

他于1928年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

），立志要通过对实物史料的科学考察，将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等同起来，成为一种“历史科学”

：“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的汇集。

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

23傅斯年相信史家对实物史料的科学考证，再与文献材料相对照，便能获得可靠的历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