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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1944年3月22日）

吴宓是一位颇有儒家风范的学者，尽管他有一颗为情所困的内心。

小偷偷了他的西服，他就穿旧式的长袍和夹克。

他走路时总是自豪地挺起胸脯，持手杖，坚持走直而窄的路，绝不抄近路横穿草坪。

下午三点的约会，他会在两点五十出现，但礼节意识不允许他在三点整之前敲门。

吴宓为了生活中的小事烦恼，叶公超借了他的钱，却忘了还。

《吴宓日记》1938年2月25日说：“公超陪宓至交通银行，以国币三十五元，换得港币三十二元，公超借去宓港币十元10H．K．（始终未还）。”

是不是在这方面有了教训，此后，吴宓借给别人钱要催人还。

他说：“我应当催他还，这是帮助他，怕他万一忘掉成为品德上的污点。”

大概是受了《哈姆雷特》中波洛涅斯的启发。

因为债款放了出去，往往丢了本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

当然，吴宓心中永远的永久的痛就是毛彦文，他经常与贺麟、浦江清等人谈他心中的遗憾与矛盾。

1943年8月20日，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吴宓于昆明写下一首五言长诗《五十自寿》，对毛彦文的感情一如既往：平生爱海伦，临老亦眷恋。

世里音书绝，梦中神影现。

怜伊多苦悲，孀居成独善。

孤舟泛黄流，群魔舞赤县。

欢会今无时，未死思一面。

吾情永付君，坚诚石莫转。

相抱痛哭别，安心归佛殿。

即此命亦悭，空有泪如霰。

吴宓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他的灵魂对爱情也有宗教般的执著，他的性格里的偏执和犹豫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他在昆明结交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曾了解他灵魂里的孤独和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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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离开联大的“难言之隐”

（1）

钱钟书1937年从牛津毕业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做研究，本想攻读博士学位，但后来放弃了。

1938年，钱钟书将要回国时，不少大学想聘他，最后，还是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占了上风，当时竭力促成钱钟书回清华任教的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

请钱钟书来西南联大教书的除了冯友兰，还有钱钟书的老师吴宓。

西南联大聘请钱钟书为教授，在外文系执教，是破格聘请的。

其时，钱钟书刚过28岁。

冯友兰给梅贻琦的信中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

1938年10月下旬，钱钟书抵达昆明，他为联大外文系学生开了三门课：大一英文（六个学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四个学分）、现代小说（二个学分）。

在许渊冲的印象中，“钱钟书先生读中文书、外文书数量之多，冠绝一时”

。

在何兆武的印象中，钱钟书眼界极高，一般人难入其法眼，与同事相处并不好。

当时《大一英文》分3个组，A组的陈福田注重美国英文，B组的钱钟书注重英国英文，C组的潘家洵注重中文翻译。

在学生中最受欢迎的是潘家洵，很多人在窗子外面听他的课，听他翻译易卜生的作品。

许渊冲听过钱钟书的大一英文课，他记录了钱钟书上课时的情形：“钱先生只说英文，不说中文；只讲书，不提问题；虽不表扬，也不批评，但是脸上时常露出微笑。”

许渊冲还记得课堂上的一个细节：当时昆明的电影院正放映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钱钟书微笑着说：“有许多人看了这部电影，男的想做罗密欧，女的想做朱丽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