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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爱国人士陈君实先生的字与画，充分反映了来自中国民间的一种意愿。

这种意愿是善良的、友好的。

我想，声援东史郎，正是中国人民这种心声的有力体现。

但是，人们善良美好的愿望和声援东史郎的种种努力，对东史郎诉讼案来说，会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人们等待的，将是日本最高法院一个什么样的终审判决结果？

第七章　在日本邂逅东史郎（1）

春意渐浓，但冰雪仍末消融。

1999年12月5日至17日，我和南京市委宣传部涂寅生处长一起，陪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张秀英老人，应邀访问日本。

在东京和京都，两次与东史郎先生重逢。

又在大阪、东京、冈山、名古屋、神户、名古屋、广岛等地，数次与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以及东史郎案律师中北龙太郎、丹羽佳雄、空野佳弘等人谋面。

在与他们多次的交谈中，对东史郎的近况以及东史郎日记案二审的进展有了新的了解。

“我叫张秀英，今年87岁了。

这回我到日本来，就是要控告62年前，日本侵略军强奸我的罪行……。”

在日本各地的和平###上，张老太太总是这样打开自己记忆的闸门，向许许多多素不相识的日本人，控诉了当年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性暴行。

谈起心酸的往事，张大娘止不住老泪纵横。

她说：“那是1937年12月初的事。

当时的南京人为了躲日本鬼子纷纷向北逃，而我们一家却从山东曹县向南走，先逃难到南京江北郊县的农村，在那里碰到了‘鬼子兵’。

‘鬼子兵’把20多个年青的‘小媳妇’和大姑娘带到一个空场上，威逼着我们脱去衣服，围着场子转圈子跑。

当时的天气非常冷，我们冷得直打哆嗦，‘鬼子兵’拍着巴掌开心地纵声大笑。

后来，有一个日本兵要我跟他走，我不肯。

我怎能丢下孩子跟他走呢？和我一起的老大妈劝我说：‘我帮你看着孩子，你还是跟他去吧。

他们有枪，你不同意会打死你的。

’

‘鬼子兵’将我带到一间破房子里，扒光我的衣服强奸我。

回来后，我羞辱地一个劲地哭着。

正在这时，日本人烧房子了。

我抱着3岁的儿子，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烧毁了我住的房子，女儿被烧死在里面，衣服也被烧光了。

我又哭又蹦又跳，但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

我抱着儿子开始逃难，过了几天，又被日本兵逮着了。

他把我带到一个破庙里，要强奸我。

由于语言不通，他强行扒下我的裤子后，发现我身上‘月经’来了，非常恼火，骂我良心大大的坏了，狠狠抽了我一个耳光，还用皮鞋往我身上乱踢，并从腰间掏出一把短刀，往我胸口刺来。

我本能地用手一挡，左手食指被刀削开长长地一条大口子，白花花地骨头露了出来，痛得我蹲在地上大哭大叫，日本兵这才放过我。

两位不同国籍、不同的历史证人，却为相同的一段历史作证。

这是否有点巧合？事先我们并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