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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国民经济总要付出不少代价。

最近的思考使我认为，国民经济的波动可能跟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升级的产业容易达成共识有关，在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下，就会形成一波一波的“潮涌”

现象，所以，需要中央政府在宏观经济的治理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城乡个人收入差距出现了近10年的不断扩大过程。

如果把城镇居民的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因素考虑进去，其差距更为悬殊。

与此同时，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减少农村居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阻碍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还将会降低我国居民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从而降低我国的总消费需求水平。

所以，需要致力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以缩小城乡差距；也需要在东部率先发展的同时，继续推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等老工业区的改造，以缩小地区差距。

就业压力。

2003年我国就业缺口已达1643万人。

据估计，在未来的十几年内，除现有的失业人口，我国年均增加劳动力将达到600万人。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呈越来越小的趋势。

按最乐观的估计，即假设增长就业弹性为，我国在2010年、2015年和2020年，都将有4000万以上的就业缺口。

如果出现大量的失业人群，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因此，需要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吸纳劳动力的作用，我国必须健全促进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保障体系。

金融体系的隐忧。

银行的呆坏账比例高是造成东亚金融风暴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账比例比发生金融危机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等国家的呆坏账还高，当时，由于我国资本账户没有开放，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因此避免了这场金融风暴。

经过这几年的治理和改制，四大商业银行的呆坏账比例已经下降到了5％以下，但是，这个成绩的取得来自于政府的注资和银行扩大贷款规模。

如果经济处于下滑的周期，增长速度减缓，呆坏账的比例有可能反弹。

我国必须巩固目前商业银行改革取得的成果，强化银行贷款的信用文化，防止银行危机的爆发。

贪污腐化的滋生。

改革前，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来源比较单一，贪污腐化现象容易察觉，也容易遏制。

改革后，物质刺激成为提高效率的主要手段，每个人的收入来源因而变得多元化，但这种多元化在提高人们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为形形色色的灰色、黑色收入提供了各种保护伞。

政府官员可以用手中拥有的权力，换取各种物质利益而难以被察觉。

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会扩大改革后原本就难以避免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出口增长的可持续性。

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出口总额从亿美元上升到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

我国的出口增长给许多国家造成了压力，从1996年至今，我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世界上反倾销头号目标。

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产业结构升级，我国的贸易结构和发达国家的贸易结构的重复程度会更大，这会给我国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带来更大的压力。

可以预计，在未来的十几年内，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

案例还会越来越多。

另外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在逐渐调整发展战略，也在遵循自己经济的比较优势进行发展，而我国和这些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相类似，出口的产品也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国的企业除了应该在WTO的框架内，据理力争，积极应诉，维护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正常权益的同时，还必须改变旧的产业组织形态，以跨国公司的形态走出去，要充分利用所有权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绕开或者部分绕开反倾销壁垒。

在分析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时，一方面要看到我们的机遇——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们面临的挑战——现存问题的复杂性。

在新形势下，党和政府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在追求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要实现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市场的统筹发展，以实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这是对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的正确反应和回应。

相信在21世纪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将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