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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仓皇出逃（4）

1939年7月，周佛海在他发表的《回忆与前瞻》一文中，说他出逃的决心，是经过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考虑，有时甚至彻夜不能睡眠，然后才行决定的。

他说：

国家的利害问题，我早已决定，因为我深信只有和平，才能救国，所以这一点，不必重新考虑。

个人的利害，更不成问题。

既要打破环境，以开风气之先，当然要牺牲个人的地位和名誉，所以这一点，也没有费多大的考虑。

最使我迟疑不决的，乃是情谊两个字。

第一，十几年来，承蒋先生提携裁成，才得以有今日。

过去蒋先生决没有对我不起的地方。

如果一旦脱离重庆，在我的居心，固然没有丝毫反对他的意思，但是因为主张不同，事实上不能不处于对立的地位，在私情上，是万分难受的。

第二，在党部、政府和军队之中，我的很好的朋友不少，此去不单音信难通，而且后会无期，这也是足以使我留恋的一大原因。

这一个月的光阴，使我经历有生以来未曾经过的痛苦，饱尝人世间少有的烦闷。

但是经过了极端的烦闷和痛苦，我仍决定牺牲私情和友谊，脱离环境，以努力主张的实现和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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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作为投机主义分子，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在历史上由共产党人转变为国民党，由信仰*主义而转变为反对*主义。

如果说，他在中国历史的转变关头，由于追随蒋介石*，而得以飞黄腾达的话，那么，在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关头，周佛海企图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充当汉奸卖国贼，来实现自己更大的政治野心的话，那他只能落得个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历史已经为周佛海作了结论。

因此，他此次飞离重庆，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其“政治生命断绝之时”

。

周佛海到昆明后，又是游览名胜，又是接见记者，详予指示，好不得意。

但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刚刚到达昆明的第二天，而汪精卫等人仍在重庆尚未行动之时，却意外地接到重庆当局的电报，告知蒋将于明日（7日）可到重庆，令其速回重庆。

得此电报，周佛海焦急至极。

他说：蒋如明日回重庆，“是则预定计划，将受绝大影响矣！

其殆国运耶？焦灼万分。”

他认为这是命运，无可奈何地表示：“大小事只能尽人事，成败唯听天命，但余个人亡命，则早决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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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陈春圃抵达昆明，告诉周佛海：“陈布雷已到（重庆），蒋先生今日可达，汪先生嘱一切慎重。”

陈春圃是汪精卫的内侄，时任侨务委员会委员。

他本应随汪同时来昆明，但由于蒋介石突回重庆，汪不便离渝，乃派陈春圃将行李及两个子女先行送往昆明，然后让他俩转赴河内，他则留在昆明，负责与汪联络事宜。

蒋介石突然飞回重庆，打乱了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叛逃计划，由于汪不按期逃离重庆，周佛海立即写信给云南省主席龙云，报告暂缓行期。

同时，此一变化，也关系到日本首相近卫声明的发表。

近卫本定12月11日赴大阪发表讲演，宣布调整中日根本关系之新方针。

这一演说，不仅将向日本全国广播，而且还要接送至中国、“满洲国”

各电台。

由于汪精卫不能如期离重庆，近卫的声明也就不能如期发表，所以，周佛海便立即电告香港的高宗武、梅思平，要他们通知日本方面，请近卫暂缓发表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