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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1）〃阶级投降主义〃或〃新陈独秀主义〃。

针对洛川会议后中共党内逐渐占上风的主张全力与国民党合作的主张，毛从列宁和中共历史中寻找到依据，发明了此新语汇，将其赠与王明及其追随者。

（2）〃速胜沦〃。

毛针对已被八路军华北军分会接受的〃运动游击战〃方针、和王明、周恩来在武汉为配合国民党而展开的〃保卫大武汉〃之种种活动，反复强调开展游击战对发展中共和进行持久抗战之极端重要意义，并将王明等的观点概括为与〃亡国论〃相对应的〃速胜论〃。

匆庸讳言，毛决非一单纯学院式观念思想型人物，他首先是一个实践家，其发明的说辞主要是针对其现实中的政治对手的。

新口号既已发明，但仅有〃道〃而无势，则〃道〃之不行。

于是，以术谋势就成了1938年春夏之际支配毛之一切活动的兴奋中心了。

（1）运用一切方法，全力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

自1935年底莫斯科与中共电讯交通恢复后（初期电讯仍不稳定，1936年初即完全正常），莫斯科就成了套在毛头上挥之不去的金箍咒。

尽管毛控制了与莫斯科的电讯，从而在讯息获得及解释方面赢得了比较充分的主动权，但当王明返国后，面对参与新方针制定的王　明，使毛原己获得的解释上的自主权，顿时相形见绌。

中共政治局的大多数同事，如久旱望云霓般，将王明传达的斯大林指示视为甘霖，而将毛的肺腑之吉撇之一边。

若改变这一状况，其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毛在莫斯科的影响力，对王明实行釜底抽薪。

1938年苏北正处于〃肃反〃大风暴中，政治的发展瞬息万变，王明的后　台米夫己遭斯大林清洗，此事己为毛在莫斯科的活动提供了空间。

1938年　3月　5日，任弼时被政治局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自王明返国后中共执行新方针的工作。

在任弼时向莫斯科提供的汇报提纲中，主要反映的是中共政治局12月会　议精神19，但也同时夹进毛有关加强在统一战线中独立性的意见。

当这个折衷性的汇报提纲被共产国际通过后，毛在争取莫斯科的支持中就已取得初步胜利。

而当王稼祥与季米特洛夫会面并获得季氏对毛支持之口信，则不啻为毛的巨大胜利了。

季氏之口信在1938年的中共发挥效力之巨大，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它简直就是一份莫斯科对毛之政治地位的承认书。

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之冷遇，则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同旋余地。

1938年季米特洛夫对　王明的轻慢有其复杂的原因，尽管季氏与王明私交甚笃，王明唯一的女儿在其返延安前即托付给季氏，但在1938年席卷全苏联的大恐怖之血风腥雨中，饱受寄人　篱下之苦、且常遭斯大林之轻侮的季氏于惊恐中钦羡毛泽东之功业，尽在情理之中。

季氏与斯大林毕竟非一人，从各方面资料看，斯大林对王明关怀备至几十年可谓不变。

1938年季氏搞的小聪明竟把斯大林也蒙混了过去。

这也是毛以后念念不忘季米特洛夫的原因。

（2）积极引导军队领导人，促使军方改变战略方针。

1937年洛川会议后，毛不断急电彭德怀等，指示彼等尽最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而将主要工作用于开辟根据地和群众工作方面　20。

但当八路军依运动游击战方针配合国民党军取得平型关之役胜利后，毛也表示嘉许。

在毛的耐心争取下，1938年春夏，华北军分会主动将历动游击战的方　针转变为深入敌后，全力开辟中共根据地的游击战方针，在发展中共武装力量这一关键问题上，军方与毛原就完全一致。

自太原失守，日军强敌压境，国民党军队撤退殆尽，中共军队失去友军配合作战的客观环境时，八路军事实上就采纳了毛的战略方针，当八路军在不到一年内从不足　3万发展到　30万人后，军队将领业已主动信服于毛。

（3）加紧联络党的高级干部。

在王明返国、新政治格局出现的形势下，毛鉴貌辨色，小心谨慎地发展与在延安政治局委员的政治联系。

1938年　3月底，毛将刘少奇调回延安，刘成为毛在政治局中最亲密的盟友，而刘领导的原北方局从此成了毛向长江局〃斗争的根据地〃21。

毛同时还拉紧洛甫，不仅使洛　甫在对国民党之方针的意见上与自己完全一致，而且加速了洛甫与王明等的进一步分裂。

对于和自己素无交往，且与王明长期共事的康生，毛也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考察，让康生在延安的中央职工委员会坐了一阵冷板凳，在证实了康生对自己的忠实后，与康生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1938年3一4月，毛联合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与以王明、周恩来为首的长江局就中共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贺电事，展开了电报战，虽然一时难分胜负，但毛却在此次交锋中，巩固了与在延安政治局委员的团结，打破了王明在政治局曾一度拥有的完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