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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我康复后碰到他，他说我胖了许多，我告诉他我重了三十磅。

因为我受到很好的治疗，伙食也不错，所以我现在很健康，体重已创历史记录。

由美俘曼纽尔·西尔瓦与其他八名战俘联合签名的一封感谢信写道：所有的医生和护士：

我们是碧潼医院原来的病号，愿写此信给你们，以对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表示我们由衷的感激之情。

我们感谢你们为我们所作出的艰苦工作，尽管困难重重，为了给我们治病，为了我们能康复，你们都一一克服了。

第31节

我们个个都十分健康，而且还相当壮实。

我们的体重都达到了过去的水平，甚至比过去还重。

我们回到中队后仍然获得良好的待遇，我们想在当俘虏期间恐怕再也不会生病了。

我们中队的医疗条件和膳食也很好，每天都有门诊。

我们刚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时，我们不知道宽大政策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医院的亲身经历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了宽大政策意味着什么。

我们没有被当作敌人，而是好朋友。

我们在医院受到的待遇，好像我们是你们的亲友。

我们从心眼里感谢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第32节

在美方战俘营中，朝中被俘人员们也永远不会忘记美军俘管当局，那是另一种“永不忘记”

，那是一种由法西斯行为所激起的刻骨铭心的仇恨。

　　日内瓦公约第13条规定：　“战俘在任何时候必须受人道之待遇。

……尤其不得对战俘加以肢体伤残，或供任何医学或科学试验”

。

《美国热带医学及卫生月报》1951年第一期，刊登了巨济岛远东军第46野战医院“联合痢疾防疫队”

三名队员写的一份报告，为《在军队内部　　蔓延的痢疾病》，三名作者是：　美国陆军传染病防疫局局长、传染病协会委员艾伯特B　·哈迪，美军驻东京第406　医学研究中心负责人理查德·P　·梅森上校，美国海军第一舰队传染病防疫队队员杰拉尔德·马丁少尉。

这三名专业医学人士，在对美军管理下的巨济岛战俘营中蔓延的传染病进行调查分析后，沾沾自喜地得出一个结论：　“在朝鲜发生的传染病有可能使传染病形态学的研究获得宝贵的科学资料”

，并将这句话用黑体字标出，以显示其特别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他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不意间泄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这个“联合痢疾防疫队”

在巨济岛战俘营中的首要任务，不是对症下药及时治疗痢疾患者，防止疾病在战俘中的进一步传染，而是“对确诊为细菌性痢疾和被疑为患这种病的1600名患者采取18种治疗和药疗措施”

，以病俘为对象进行不同治疗方法的试验。

据后来相继发表于《美国医学协会学报》和《美国陆军医学月报》上的论文透露，有的试验性“治疗方法”

名曰“维持疗法”

，实际是不予治疗，目的在于观察检验不同患者在极毒型细菌侵袭下的不同生命力，看看什么样的人能多活几天，什么样的人少活几天，什么样的人又能免于一死自然痊愈。

其结果，患有细菌性痢疾的朝中战俘中，有百分之九的人相继死去。

同一时期，在釜山第14野战医院附属的第4　集中营内，也蔓延着凶恶的传染病。

据后来遣返北归的朝鲜人民军军医金石维揭露：　美军出于罪恶的试验目的，对患有同类细菌性痢疾的战俘们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有的患者每天服用8　粒四环素药片，有的服用16至25粒，甚至32粒到48粒，使患者产生药物中毒，呕吐不止，医生们依然强制他们继续服药，并给他们注射5000至6000毫升的林格氏液，以测验由饥饿引起的各种疾病在不同情况下吸收磺胺类药物的能力。

在这种试验下，许多病人都中毒而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