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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的浩劫。

何以安庆克复，浙江会倒楣呢？这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太平军百万之众，皖北不能立足，皖南又有左宗棠的严密防范，自然得要找一条出路，而浙江是唯一的可以“就食”

之区。

当时太平军内部，在战略上亦有两派不同的主张，一派以洪仁？为首，认为自古取江山先西北而后东南，由上而下，其势顺而易，由下而上，其势逆而难。

所以仍主张反攻皖北，谋取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中原。

另一派则是李秀成、李世贤兄弟的打算，就双方形势着眼，以为皖北以上，及江西、皖南等地，“敌无可败之势，譬如食果，尚未合时，其味必苦”

，这就是说，浙江是一树熟得将烂的果子，振力一撼，俯拾可得。

当然，此时太平军只剩下李家兄弟的兵马，可称劲旅，发言的分量，非洪仁？可比。

事实上，“天京”

对在外的战将，亦已失去控制。

于是李氏兄弟的六七十万人，由常山、开化入浙江，行军如蚂蚁搬家，首尾不绝，历时十余日之久，浙东的守将，闭城自保，不闻不问。

加以鲍超在后路追击，更如驱虎入羊群，鲍超由江西抚州，追到边界，收复铅山，亦解了广信之围，便收兵回皖北休息，因为再过去是浙江地界，与己无关。

在鲍超之后还有一队官兵，就是李元度的安越军，兵到衢州，入了浙江地界，大概耳闻目击，无一处不是乱糟糟的景象，觉得犯不着淌浑水、打烂仗，因而屯兵衢州，观望不前，以后敌兵阻隔，更到了杭州，尽管王有龄跟杭州城内的官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安越军却始终只在人家的后门口徘徊。

李秀成于九月初二进围浙东的重镇衢州，守将总兵李定太，深沟高垒，务求自保，于是李秀成舍衢州而去，在严州与李世贤会师，商定了进取杭州的计划，分南北两路，李秀成由北路直指杭州，李世贤任南路，继续攻严州。

这是九月初十的事，７天以后，严州守将张玉良弃城而走，李世贤连占遂昌、松阳，势如破竹。

大概在九月中旬，上而金、衢、严三府，下而杭、嘉、湖三府，尽是太平军的天下，所余者，杭州、湖州两孤城，以及宁波、绍兴两府。

其时宁、绍为浙江全省的饷源，此两府不失，王有龄犹可紧守待援，不幸地，太平军毕竟渡过钱塘江，攻向南岸了。

＊＊＊当此时也，正为曾氏兄弟扬眉吐气，弹冠相庆之时，曾国藩赏加太子少保衔，曾国荃本是道员，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遇缺题奏；曾贞干的本职是训导，一县的学官，奉旨免选本班，以同知或直隶州知州，尽先选用；战死三河的曾家老六曾国华，阵亡时的官职是同知，小官本不予谥，因为“一门忠义、深堪嘉尚”

，特旨赐谥“愍烈”

；此外湘军将领，除却李元度以外，几乎无不升官，曾国藩移驻安庆，日日开单办保案，忙得不可开交。

对于军务政事，曾国藩当然亦有一番筹划。

湘军的士气可用，纪律亦胜于原有的绿营，以及其他各省自招的勇丁，但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按月发饷。

“皇帝不差饿兵”

；就肯奉差遣，也一定是克敌不足、扰民有余。

曾国藩是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两江总督，不比专领一军的将官，只管打仗，粮饷可以跟朝廷、跟地方去要，在他的职责来说，吃了败仗，可以指名参劾失机之将，如果粮饷不能按时支应，就是自己的责任。

因此，他不仅以克复城池为已足；还要维持安定，振兴市面，道路畅通，商旅不绝，方能使唯一粮饷所出的“厘金”

，源源不绝。

就为了这个缘故，王有龄奏请以太常寺正卿左宗棠督办全浙军务，浙江全省提镇以下，统归节制。

他在奏折中对“左京堂”

推崇备至，说他“体用普优，才识洞达，韬略素裕，纪律严明，所部尽皆劲旅”

。

在左宗棠本人，一向耻于屈居人下，如果“督办全浙军务，浙江全省提镇以下，统归节制”

，便一定是督抚、将军都不能不尊敬的“钦差大臣”

，而且方面之寄，遇事独断独行，可以发抒抱负，亦强似为曾国藩“帮办军务”

，所以颇有跃跃欲试之意。

无奈曾国藩不放他走，因为皖南一地刚刚稳定，而江西则大致已经肃清，非左宗棠着意整顿，不能确保饷源。

几经筹划，决定先调蒋益沣一军到皖南。

蒋益沣字芗泉，也属于湘军系统，此时正在广西作战，此人湖南安福，少小为乡里无赖，他的部下军纪不好，但能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