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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但是宣告共和完全是个偶然的事件！

11月9　日那天下午，在帝国总理、巴登的马克斯亲王辞职以后，所谓多数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弗雷德里希·埃伯特和菲利普·谢德曼领导下，在柏林的帝国议会开会，他们对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完全茫然不知所措。

马克斯亲王刚刚宣布了德皇的退位。

马鞍工人出身的埃伯特认为德皇威廉的儿子之一——随便哪个都行，只要不是那个放荡成性的太子——可以继承皇位，因为他主张按照英国方式成立君主立宪政体。

埃伯特虽然是社会党人的领袖，却惧怕社会革命。

他有一次曾经说过，对社会革命，“我恨之入骨”

。

但是革命却在柏林酝酿中。

总罢工使首都陷于瘫痪状态。

在宽阔的菩提树下大街，距离国会几个街区的地方，左翼社会党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领导下的斯巴达克斯团准备在他们设在德皇皇宫的总部中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

这个消息传到国会里的社会党人耳中时，他们大吃一惊，马上得采取行动来制止斯巴达克斯团。

谢德曼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也没有同他的同志们商量，就冲到俯瞰柯尼斯广场的窗台，当时下面正聚集着大批人群，他伸出脑袋，自作主张，好像这个念头刚刚在他心中出现一样，向群众宣布共和国成立了！

马鞍工人埃伯特气得跳起来。

他原来还是要想挽救霍亨佐伦君主政体的。

德意志共和国就是这样侥幸诞生的。

社会党人既然不是坚决的共和派，那就更难希望保守分子是坚决的共和派了。

但是后者已经推卸了他们的责任。

他们同陆军领袖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一起把政治权力塞到勉强从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手中。

这样，他们就把签订投降协定和后来签订和约的明显责任，推在工人阶级的这些民主领袖身上，德国的战败和德国人民如果由于战败及片面决定的和约而遭受悲惨的命运，罪名就落到他们身上了。

这是一个很拙劣的诡计，就是小孩子也能看穿，但是在德国，它居然奏效。

这个诡计从一开始起，就注定了共和国的厄运。

也许，这种厄运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拥有绝对权力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918年11月本来可以迅速奠定持久的民主共和国基础。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先要一劳永逸地镇压——或者说至少要一劳永逸地钳制——那些过去一直支持霍亨佐伦帝国、将来也不会老老实实地接受民主制度的势力：封建容克地主和其他上层阶级，控制着大工业卡特尔的巨头，到处流窜的自由团雇佣兵，帝国文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最后，尤其是，军官阶层和参谋总部的人员。

他们必须分散许多在经营上是浪费的和不经济的大庄园，分散工业方面的垄断企业和卡特尔，在官僚系统中、司法系统中、警察系统中、大学里、军队里肃清那些不会忠诚老实地为新的民主政体服务的一切分子。

但是这却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敢做的事情。

他们大多数人是用心良好的工会活动家，有着德国其他阶级的人都固有的那种向既有的、地位已确立不移的权威鞠躬低头的劣根性。

他们不但没有这么做，反而把权力让给了在现代德国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势力——陆军。

因为，陆军在战场上虽然战败了；但是在国内维持原有地位和挫败革命却仍旧是有把握的。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迅速采取了大胆的行动。

1918年11月9　日晚上，在“宣告”

成立共和国以后没有几个小时，柏林总理府内埃伯特的书房里的电话铃响了。

这是一架特别的电话机，由一条秘密的线路通到设在斯巴的最高统帅部。

埃伯特当时是单独一个人在书房里。

他拿起电话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