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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然而，这就是纯道家学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5千字的《道德经》包含了对超脱老猾哲学思想的凝炼叙述，这样精辟的著作再也找不到第二部了。

道家学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意味着某种超脱者猾者的麻木不仁，该受诅咒的充满破坏性的怀疑主义，对人类干预的嘲笑态度，对所有人类制度、法律、政治及婚姻失败采取的嘲笑态度。

这主要倒并不是因为缺乏毅力，而是因为缺乏信仰。

这是一种与孔子的实证主义相抗衡的哲学，用来弥补儒家社会的不足，起一种安全阀的作用。

儒家的世界观是积极的，而道家的世界观则是消极的，这两种奇怪的元素放在一起提炼，则产生出我们称为中国人性格的这种不朽的东西（在对待人生的消极态度上，佛教不过是道教的一种狂热的形式罢了）。

于是，所有的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

我们中的儒家建设、奋斗；道家旁观、微笑。

一个中国人在位时说道论德，闲居时赋诗作词，并往往是颇为代表道家思想的诗词。

这就是为什么差不多所有的中国文人都写诗，为什么他们几乎所有的集子中，诗歌占了大部分的篇幅，并且是较散文写得好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家思想像吗啡一样能神奇地使人失去知觉，于是便有神奇的镇定作用。

它减轻了中国人的头痛病与心脏病。

道家的浪漫主义，它的诗歌，它对自然的崇拜，在世事离乱时能为中国人分忧解愁，正如儒家的学说在和平统一时作出的贡献一样。

这样，当肉体在经受磨难时，道家学说给中国人的心灵以一条安全的退路，一种宽慰。

仅仅道家的诗歌就可使儒家严格的生活模式变得可以忍受，它的浪漫主义使得中国文学不至于变成只是为帝王歌功颂德，或一般道德说教那样的陈词滥调。

所有好的中国文学，所有有价值的、可读性强、能使人心灵欣慰的中国文学，基本上都充满了道家精神。

道教与孔教是使中国人能够生存下去的负正两极，或曰阴阳两极。

中国人在本性上是道家，文化上是儒家，然而其道家思想却更甚于儒家思想。

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伟大到可以根据扬善惩恶的基本原则制定至高的法典，但我们也可以伟大到不信任律师，不信任法庭，95％需要诉诸法律的纠纷是在法庭外面解决的。

我们伟大到可以制定相当繁缛的礼节，然而我们也伟大到可以把这些礼节看作生活这个大玩笑的组成部分：中国人举行葬礼时的大吃大喝，锣鼓喧天，即可证明这一点。

我们伟大到可以声讨罪恶，但同时对罪恶又可以无动于衷，不感到大惊小怪。

我们伟大到可以发起一系列的革命运动，但也伟大到善于和解，并回头再重复以前所反对过的统治制度。

我们伟大到可以精心制作一套完整的对官员进行弹劾的制度、行政管理制度、交通制度、图书阅览制度，但我们也伟大到可以打碎所有的制度，不理睬这些制度，绕过这些制度，和制度开玩笑，驾驭这些制度。

我们并不给大学生们讲授政治学课，教他们政府应该如何工作，我们只让他们看看我们市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实际在做什么就可以了。

不实际的理想主义对我们毫无用处，因为我们对空想的神学缺乏耐心。

我们并不教导我们的青年成为上帝的儿子，但我们教他们做一个清醒正常的人。

因此，我们才相信中国人基本是人文主义者，基督教在中国注定要失败，除非它改头换面得令人难以认出本来面目，否则不可能被人接受。

基督教教义中确能为中国人接受的部分是基督的训谕“像鸽子一样无害于人”

，但是要“像蛇一样机智”

。

因为这两项品德——鸽子一样的温柔与蛇一样的机智——正是超脱老猾者的特征。

一句话，我们既认识到人类努力的必要，又承认人类努力的徒劳，这种总的心态使人倾向于发展一种消极防御策略。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

在这个原则下，中国的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裂痕都得以弥补，所有的计划都得以调整，所有的改革方案都被打了折扣，直至有了和平，每人碗中都有了饭吃。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是我们的另一个谚语，意思即英语的“不要惹事”

，“别去惹醒睡着的狗”

。

于是中国人就这样地生活着，极少斗争，也极少反抗。

这就发展了某种平静的心灵，使得人们能够忍气吞声，并与自然和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