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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1页）

屠岸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诗情有独钟，不仅因为济慈用美来抗衡社会的丑恶，与屠岸的价值观相吻合。

济慈只活了２５岁，２２岁得了肺结核，屠岸也在２２岁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可怕的病，屠岸把济慈当作异国异代的冥中知己，好像超越了时空在生命和诗情上相遇。

“济慈的‘诗龄’仅仅５年，却写出了那么些辉耀千秋的名篇，他所创造的不朽的诗美，使我的灵魂震撼，不由自主地成了他的精神俘虏。

由于喜爱济慈，我情不自禁地着手翻译济慈，在上个世纪４０年代就开始了。

我感到翻译济慈是一种愉悦，但后来中断了数十年。”

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期间，尤其在五七干校劳动时，屠岸感到异乎寻常的精神压抑和思想苦闷，便暗自背诵济慈的诗《夜莺颂》、《希腊古瓮颂》，“是济慈的诗美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获得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所有的书被抄走了，但心中镌刻的诗文是抄不走的，这些作品我现在依然能背诵，而且永远不会忘记”

。

在屠岸看来，济慈的诗艺是精微与天然的奇妙结合。

“他的诗既精致而又无雕饰，稍不留心，便会被粗糙的译手碰碎。

只有通过‘悟性’去接近诗人的灵魂，译事才能成功”

。

有位专家评论说：“一首好的译诗付出的艰辛不亚于原作者，甚至远远超过原作者。

而屠岸的《济慈诗选》成功地把济慈原诗的美引进了汉语。”

屠岸认为译诗与翻译其他门类相比对翻译者要求更高，不仅要将原作的形式传达过来，更重要的是要传达原作的神韵。

译诗应该是两个灵魂的拥抱，实现译者与原作者的合一，实现两种语言的撞击与交融。

要深入到原作的精神感觉中去，有人说只有诗人才能译诗，这话并非绝对，但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写诗的人能较好地理解原作者的创作情绪，感受其中细微的变化，只有理解创作情绪才能真正理解原作的精神。

翻译作为一种文学实践也绝不是被动的，对一个既是译者也是作者的人来说，翻译可以促进创作。

由于译者必须进入原作的灵魂，翻译时的独特感受也会令创作时的眼界更加开阔。

在屠岸先生看来翻译功莫大焉，翻译是整个人类进步的动力，没有翻译，中国不可能知道世界，世界也不可能知道中国；没有翻译这世界就停滞不前，不可能进步和发展。

１０多年前屠岸罹患严重的忧郁症，彻夜难眠———加剂量的舒乐安定对他都已失效。

他在心中默吟《琵琶行》诗句，沉浸入“天涯沦落人”

的氛围和意境中，使他恢复了心灵安宁。

屠岸说：“诗使我灵魂崇高，诗使我身体康泰。”

他在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你所铸造的　／　所有的不朽之诗　／　存留在‘真’的心扇，‘美’的灵府，／　使人间有一座圣坛，／　一片净土，／　夜莺的鸣啭在这里永不消逝”

。

（选自屠岸诗《济慈墓畔的沉思》）

１９９８年暮春，与屠岸在革命斗争中相识、结合、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章妙英因身患淋巴癌撒手人寰，给诗人留下了无尽的哀思。

从诗人的爱情诗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妻子真挚、绵长、执著的爱情。

为了表达对亡妻的思念，诗人屠岸走出悲痛的阴影，着手将爱人的诗歌遗作编辑成书，分赠亲友。

屠岸又把他和妻子（笔名方谷绣）合译的斯蒂文森的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交给一家少儿出版社出英汉对照本。

译诗凭悟性，写诗凭灵感。

问到屠岸有什么创作计划。

屠岸说：“我不能订创作计划。

搞翻译是可以订计划的。

虽然搞翻译也需要悟性，但是它带有一定的技术性，所以可以订计划；而写诗是要凭灵感的。

即使再专注地投入也未必能获得灵感。”

离休后，屠岸依然每天伏案工作六七个小时，进行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