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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对当时受到王效禹打击的那300多名群众，还有其他的群众，山东的群众表示道歉……这就是我在这个事件上应该负的责任。”

法庭宣读了姚文元在1967年5月7日在山东省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节录）：“这两天在济南市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你们，还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打了一个胜仗，……”

宣读后，姚文元说：“这些话符合我当时讲话的意思。”

但他又说：“事后讲了有倾向性的话，这是事实，但事先确实劝阻过的。”

法庭宣读原山东省革委会常委张美智1980年7月22日的证言（节录）：“5月6日午后，王效禹说，你们不是在采取行动吗？张姚首长批准了，以前为什么不让你们动，中央首长怕你们力量不足。

我问春桥，文元同志说，只要中央同意，不要耽心有人没人了……”

宣读后，检察员钟澍钦经审判长许可后发言，他叙述了济南“五七”

武斗事件的经过，指出“刚才宣读的证据，完全证实了姚文元参与了这次犯罪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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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姚文元　法庭调查（二）（2）

法庭宣读1980年9月4日山东省委关于张春桥、姚文元支持制造济南“五七”

事件的证明材料。

材料中写着：“……据统计，因‘五七’事件，以‘冲击省革委’罪名而遭逮捕的5人，被拘留的22人，被送公安机关的160余人，被非法关押的200余人。

济南建筑公司工人赵洪祥，5月7日被毒打后揪回本单位，后被活活打死。”

法庭还投影了“五七”

事件的现场照片。

投影后，审判员巫宝三问：“姚文元，你对这一武斗事件的严重后果应不应负责？”

姚文元答：“武斗事件造成了一派群众受到迫害打击，像刚刚放的投影照片上照的一样，我今天重新回忆起来心里感到很沉重的。

我刚刚已经说过，这是我应该负的责任，我向这一部分遭到打击的群众道歉。”

审判员史笑谈宣布：“现在本法庭就最高人民检察厅起诉书中指控你控制舆论工具，亲自修改审定文章，诬陷党政军领导机关中的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老走资派’，对这件事情进行法庭调查。”

审判员问：“1976年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把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中的大批老干部诬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老走资派’，这些文章是不是经你修改审定的？”

姚文元回答：“在1976年年初的时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看过一些文章，审查过一些文章。”

审判员问：“1976年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文，诬陷老干部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复辟狂’、‘反攻倒算’、‘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理论，有纲领的复辟活动’，这篇文章是不是经你修改审定的？”

姚文元回答：“我现在记忆不起来。”

法庭出示了该文的送审稿。

出示后，审判员史笑谈问：“是你审查修改的？”

姚文元回答：“嗯。”

审判员问：“1976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以‘池恒’笔名发表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一文，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这是不是你授意、修改、审定的？”

姚文元回答：“我首先承认这篇文章是我要《红旗》杂志写的……这里只想说明两点，第一点，文章是公开发表的，大家都可以批判，看我该负什么责任就负什么责任。

第二点，我记得这篇文章里并没有把所有的党政军干部都叫作民主派……我只承认这一篇文章经我看过，审查过，修改过。”

审判员问：“1976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的署名‘柏杉’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必须批判》一文，诬陷老干部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老走资派’，这篇文章是不是经过你修改审定的？”

姚文元回答：“我对这篇文章，没有特别的印象，记不起来。”

法庭向姚文元出示了经他修改审定的这篇文章的送审稿。

出示后，姚文元说：“是我修改的，我刚刚翻了几页，我只说明一点，请法庭查一下，我修改的时候，去掉了里面一些打击面较宽的说法，但是文章中的错误，我还是要承担责任的。”

法庭宣读了这篇文章的节录。

宣读后，公诉人检察员钟澍钦发言说：“刚才被告人姚文元辩解他在这篇文章中改轻了，但无论改轻改重，文章最后的发表，所有这些诬陷不实之词都应由被告人负责，而且文内并不是像他辩解的那样。

诬陷老干部是老走资派，就是姚文元亲自加上去的。”

姚文元说：“公诉人讲的对，不管你改轻改重，最后你发表了，你总是要负责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