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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

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

及其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

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

，只许我搞点翻译。

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

。

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

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

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

的灭亡。

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

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谈了。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

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

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浪费。

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

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

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

，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

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

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

写什么呢？我写小说，不一定写真实。

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

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

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

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

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

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

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

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

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

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