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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1页）

村子不大，十来户人家，有池塘和竹林，山坡上开着紫红的玫瑰。

村子里的人看热闹，竟有三人站在雨中与开车送我去的朋友闲聊。

“那真是他的女儿啊？”

“长这么大。”

“这女，命真惨，爸穷得要命，到处欠债，还得悄悄付她的生活费。

真不容易，长这么大。”

我见到生父的妻子，很老实的农村女干部，身体很结实，一说一个笑。

她对修生父的墓没有意见，说是一直没钱，心里内疚着呢。

言谈中倒是高兴我能这么做，她给了我看一本相册，大都是生父去世后，两个弟弟在外工作的照片。

他们生得与生父有些相像，却不怎么像我，一个戴眼镜另一个偏瘦。

那天她想做饭给我和朋友吃，我谢谢她。

我的两个同父异母弟弟一个在深圳一个在重庆城里做事，都不在家。

我留下在北京和英国的所有联系方式就离开了。

两年后我在重庆书店签名售书，读者排队，边上有些人站着看。

有一个人有点眼熟，似乎是照片上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他身边的女人抱着一个小孩子。

我只瞧到一眼，他们便不见了。

后来大姐说她就在附近，听到他们说，快去找姑姑给钱时，怕他们不明事理，弄出大家不高兴的事来，就把他们劝走了。

也可能是他们和大姐在新华书店见到一面，彼此有了联系，所以我曾去给生父修坟这事，大姐也知道。

大姐知道就是全家知道。

可是他们不知道，有一个弟弟曾来过好几次传真向我要钱，说他们的父亲在我十八岁前负担我生活费，造成他们生活困难。

现在家里要盖新房子，缺钱，弟弟要看眼睛，缺钱。

这件事丈夫代我处理，回信表明他们父亲的生活费是作为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是法院判的，我作为姐姐没有抚养弟弟的义务，更何况是私生弟弟几十年没有往来这样的身份。

对方回了信，说是我的自传写了他们，包括他们的母亲，人人尽知，他们也有脸面，还说了好些难听的话，还是要钱。

丈夫回信，告诉他们不要说丑话，有一门亲在这里，比没这门亲在这儿强，谁也免不了真正需要人帮助时。

来回的通信我都没有看到，只是听丈夫讲述。

吃饭时，丈夫告诉我马克思的私生子的故事，那孩子由恩格斯交给伦敦东区一家人养大，说一口伦敦土腔。

恩格斯去世前告诉马克思的女儿们，之后，他们去见这个弟弟。

没有共同语言，毫无感情，总之形同陌生人，其实就是陌生人。

血缘能说明什么呢？如果没有共同成长的背景，没有相濡以沫共患难的经历，没有骨肉凝结的情感，便什么也不是。

我想到他们，不知我与他们的见面如何？我们都是过苦日子长大的，该有共同语言。

互相寒暄后，我母亲，他们的母亲，都不能在话题里，是忌讳。

可能说得最多的是我们共同的父亲，他们得到了他的爱。

想起那些看过的照片，有一张是弟弟们与生父在床上一起折水果糖纸的情景，生父的眼睛充满了慈爱和关切，而我从未得到过。

除此之外，他们会问我在英国生活如何？我该怎么对他们讲，讲些什么？也许不当心一句话就伤了他们的自尊心。

最后，说来说去只会谈到我们的父亲，说他们与他度过的时光，他们不会明白，那是我永远的痛处。

大姐传话，他们希望和我见面。

但是大姐坚决反对，说这些人沾不得，她和他们接触过，农村人，小里小气，眼里只装着钱，从前不曾有感情基础，现在扑上来就要钱，更不会有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