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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听、言、动，都要受“礼”

的约束，只有合于“礼”

的才能做，不合于“礼”

的就不能做。

“礼”

具有约束人的行为的功能，其本质就是“贵贱有等　；长幼有差”

；是区别等级　；强调差异　；由于差别而产生了贱者、幼者对贵者、长者。

很明显，这样一种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社会中的平等观念有天壤之别。

契约文明的根基在于平等，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契约文明的。

我们说，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契约文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并不全面排除中国传统文化的契约资源，更不是说中国人都不讲信用，而是说，中国缺乏契约文明基础，难以形成普遍的信用风气。

占据中国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家除了重“礼”

，也十分重视“信”

。

但是，儒家所讲的“信”

，与契约文明中的信用有极大的差别：

其一，儒家所讲的“信”

，是伦理学上的“信”

，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是局限于亲缘、准亲缘即“熟人”

之间的“信”

。

“信”

的圈子仅与亲缘程度相关，很小很狭隘。

而契约文化中的信用则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这种信用将全社会的所有“陌生人”

都囊括进来，因而具有极大的普遍性。

其二，儒家所讲的“信”

，是“诚善于心之谓信”

，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单方许诺、立誓。

这种单方面的“信”

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因为道德高尚的“圣贤”

毕竟少见，“信”

往往随境而变。

而契约文明中的信，建立在双方约定的基础上，是对双方相互合作的约束，是合意，是互信，因而相对稳定。

其三，儒家所讲的“信”

与儒家所强调的“礼”

、“仁”

、“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