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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这“说不清”

三个字，表明了郑超麟的特殊。

也就是说，弄得不好，我会被怀疑跟托派有什么“说不清”

的关系！

我第一次听说托派，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

温州是托派相当活跃的地方。

我的一位表兄就因为托派嫌疑而被拘捕。

经过“学习”

、审查，他终于获得自由。

他到我家来，反复向我父亲讲述审查结论：“确非托派！

确非托派！”

从此，在我年幼的心灵中，知道托派是很可怕的名声。

然而，我却又是一个没有太多顾忌、没有“势利眼”

的人。

三教九流，只要我以为是值得交往的人，值得采访的人，不论他是否受监控，即便是在狱中，我也会坦然前往。

我遵嘱向监管郑超麟的有关部门提出采访郑超麟的要求。

想不到，竟然获得同意。

这样，我来到他鲜为人知的住所，与他作了第一次长谈。

郑超麟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说知道知道。

他当时显得很惊讶，我怎么会去采访他这样身份特殊的人。

记得，他当即在我的采访本上，题写一首诗送我：

深巷家居鲜客尘，

闲吟词句学苏辛。

老来敢作孤芳赏，

一个南腔北调人。

确实，当时郑超麟“深巷家居鲜客尘”

，几乎与世隔绝。

郑超麟如此特殊，原因便在于他是中国的托派领袖人物。

过去，托派在中国几乎等同于“反革命”

。

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对托派退避三舍。

当时，我虽然对郑超麟进行了录音采访，但是还不能为他专门发表报道。

我在1985年初发表的关于上海监狱的上万字的报告文学中，用了一千多字写了郑超麟。

这篇报告文学发表之后，香港报纸立即敏锐地注意到那一千多字，加上《中国托派领袖郑超麟健在》醒目大字标题，　转载了那一千多字。

此后，我又多次访问了他。

我为他写了报告文学《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很欣赏这个题目，认为很能反映他的特点——特殊。

这篇报告文学却命运乖戾，在三四家刊物“旅行”

了一番，谁都不敢发。

后来，我在出一本我的报告文学集时，“塞”

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