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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少年中国学会”

办的刊物《少年中国》上读到彼此的消息。

此后，张闻天先是留日，接着留美，然后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1年1月，他和###一起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1933年初，他进入中央苏区，结识了毛泽东。

用他的话来说，他最初跟毛泽东关系“平常”

，甚至“不重视毛泽东同志”

。

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由博古主持，张闻天和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都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中的人物。

博古进入中央苏区，推行王明“左”

倾路线。

那时的张闻天也“左”

，瞧不起山沟沟里的毛泽东，不过如他所言，“我对他历来无仇恨之心”

。

博古极力排斥毛泽东。

本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后者相当于总理）都是毛泽东。

博古让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力图架空毛泽东。

然而，由于同在政府部门工作，张闻天跟毛泽东的接触日益频繁。

张闻天开始了解毛泽东，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

这样，“老朋友”

博古恼怒了，把张闻天派往闽赣做巡视工作，把他从中央排挤出去……

当张闻天从闽赣巡视回来，那时，博古和李德推行的一套“左”

倾路线，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

中惨败，眼看中央苏区都快保不住了，不得不准备“西征”

（也就是后来的长征）。

张闻天和毛泽东同住在瑞金郊区白云山的一座古寺里，朝夕相处，思想越发接近。

如张闻天所回忆：“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

记得在（长征）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

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

那时，刘英就去白云山古寺看望过张闻天。

自然，毛泽东注意到刘英的“动向”

。

张闻天曾回忆：“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

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五次反‘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

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紧急的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

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会上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

共同批判了李德、博古的“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