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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部分（第1页）

斯特，全部土地税，都是课在房屋上，资本和营业，全不征税。

但伦敦不是如此。

无论哪个国家，都曾小心谨慎回避了严密调查个人私事的举动。

在汉堡地方，每个居民，对其所有一切财产，都得对政府纳千分之二点五的税。

由于汉堡人民的财产，主要为资本，所以，这项税，实可视为一种资本税。

各个人输纳国库的税额，得由自己估定，每年在长官之前，把一定数额的货币，付人国家金库，并宣誓那是他所有财产总额的千分之二点五，但无须宣布其财产额，也不受任何盘诘。

这种税的完纳，一般是非常忠实的。

因为，在一个小小共和国中，那里的人民，都完全信赖长官，都确信赋税是维持国家所必要，并且都相信，所出的税，将忠实地为维持国家而使用，这种凭良心的自发的纳税办法，有时是会做得通的，不限于汉堡人民。

瑞士翁德沃尔德联邦，常有暴风及洪水的灾害，所以常有筹集临时费的必要。

遇此场合，人民就聚在一起，非常坦白地宣布其财产额数，然后依此课税。

在久里奇，根据法律，每有紧急需要，法律即命令各个人应依其收入比例纳税，对于该收入数额，人人负有发誓宣布的义务。

据说，当地行政当局，从来没猜疑其同胞市民欺骗他们。

在巴西尔，政府的主要收入，都出自出口货物的小额关税。

一切市民，都应当宣誓要每三个月缴付按法应纳的一定税款。

一切商人，甚至～切旅舍主人，都须亲自登记其在领土内外所卖的货物，每到三个月末尾，就把计算单——在该单下端算出税额——送呈国库官吏。

绝没有人疑虑国库收入，会因此受到损失。

对于各市民，加以公开宣誓其财产额的义务，在瑞士各联邦中，似乎不算是一件痛苦的事。

但在汉堡，那就是了不得的痛苦了。

从事冒险性贸易的商人，无时不害怕要公开其财产实况。

据他料想，这十之八九要使他的信用破坏、企业惨败。

至于从未从事此类冒险事业的质朴节约的人民，却不会感到他们有隐蔽其财产实情的必要。

荷兰在故奥伦治公爵就总督职后不久，对于全市民的财产，课以百分之二，或所谓五十便士取一的税。

各市民自行估计其财产，以及完税的方法，全与汉堡相同。

据一般椎想，他们纳税也很诚实。

当时人民，对于刚由全面暴动而树立的新政府，抱有很大好感；而且这种税，是为了救济国家特别急需而设的，只征收一次。

实在说，要是永久征下去，那就未免太重了。

荷兰当时的市场利息率，很少超过百分之三，今对一般资本最高的纯收入，课以百分之二的赋税，即每镑征去十三先令四便士了。

人民为担此重税，而不侵蚀其资本的恐怕不多吧。

当国家万分危急之秋，人民激于爱国热忱，可能大大努力一下，放弃其一部分资本。

但他们决不能长久这样做下去。

设长此做下去，这种税不久便会毁坏人民，使他们完全无力支持国家。

英格兰依土地税法案所课的资本税，虽与资本额成比例，但并不打算减少或分去资本的任何部分，而只打算按照土地地租税的比例，课货币利息以相等的税。

所以，当地租税是每镑四先令时，货币利息税，亦是每镑四先令。

汉堡所课的税，以及翁德沃尔德和久里奇所课更轻微的税，也同样打算以资本的利息或纯收入为对象，而不是以资本为对象。

至于荷兰，其所说对象则为资本。

特定营业利润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