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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是现实主义已经躲躲闪闪地变成了迂腐的自杀方式？佛罗伦萨的大师会对这个心理学和伦理学上的非常微妙的道理作出什么样的裁定呢？

1939年3月15日前夕，联合王国的人民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陷入了又深又严重的分裂。

自1931年9月18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打进了第一个楔子以来，此种全国性的分裂一直在逐步扩大。

争吵并不限于政治，还涉及到道德观。

自1898…1902年南非战争时发生了“亲布尔人”

和“帝国主义者”

之间的争吵以来，在联合王国的国内生活中还没有任何事件可与这一次的争吵相比拟。

在南非战争时的争吵中，也和这次一样，一派自以为是地指责对方在政治上是愚蠢，在道德上也是卑鄙，而蒙受此种刻毒诽谤的另一方，愤怨之余，在自己内心里却未能十分了然地感觉到这种丑恶的指控纯属无稽之谈。

然而，1939年和1899年相比，在指控的内容上却有一个令人感到辛辣的不同之处，这使人对世事可以看得更明白。

1899年的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理由是非正义的，因而蒙受耻辱，但他们却反唇相讥，嘲笑亲布尔人的非难者是不爱国的和平主义者，而1939年的绥靖者正是那些帝国主义者的不折不扣的后嗣，却为着不愿兴正义之师而蒙受耻辱。

他们也同样反唇相讥，骂鼓吹集体安全者为好斗的战争班子。

在1939年的这次分裂中，双方都有着未解决的矛盾和同床异梦者。

在原来是威尔逊阵营的一方，仍然有不少人——也许是大多数人——甚至连自己的思想也还弄不大清楚，虽然自1931年以来他们就面临这个问题。

他们自己也讲不出，他们究竟首先是国联的拥护者呢，或首先还是和平主义者。

在这方面，只有一小部分人迄今才表现了清醒有力的头脑，他们或者为推行集体安全运动而把他们的和平主义连根拔出并予以屏弃，或则为保全他们的和平主义不受侵犯而不再效忠于集体安全。

相反地，在原来是保守阵营的一方，也相应涌现出了一批意志坚强、目光锐利的少数派，他们下决心脱离头脑糊涂的多数人，或为爱国主义而牺牲绥靖，或为绥靖而牺牲爱国主义。

那批头脑糊涂的多数人却还是拒不相信“爱国”

和“绥靖”

这两匹好马再也不能象样地搭配在一辆车上驱使了。

威尔逊阵营中坚决选择集体安全的人和保守阵营里坚决选择绥靖的人所显示的也许是最清醒的远见。

但勇于表现道义的奖牌还应归于象安东尼·艾登那样一位保守党人，因为他辞去了外交大臣一职，冒着个人和党的关系破裂的风险，一心一意献身于集体安全事业。

光荣也应归于一位酷似威尔逊的赫特伍德·艾伦勋爵，他公开站出来支持张伯伦，同样一心一意地献身于和平主义。

至于两个阵营中的那些迷迷糊糊和摇来摆去的大多数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对他们的简短的断语是：“但你……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

这一章如不分别谈一谈保守阵营主张绥靖的核心人物的观点和威尔逊阵营拥护集体安全的核心人物的观点，那还不能说完整的篇章。

这两项任务对本文作者来说，后者还容易谈，因为只须说出自己的观点就行了，但是前者却比较难了，尤其是因为保守的绥靖者同他们的主张和平主义的同盟者和他们的主张干涉的反对者都有所不同，他们拘谨地不说清楚自己的意思。

因此，本文作者深恐在论述张伯伦及其同事方面，由于自己才疏学浅，或出于可能的偏颇，无意间遂难免有不够公允之处。

促使约翰牛一时转而信奉绥靖的经历、感情和动机无疑是复杂的。

出现这种局面的一个因素是联合王国的前统治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发生了变化。

从修道院解体的时代到1914年战争爆发，这个阶级一直绵延不断地享有不断增加的财富和权力；它一向以热心公益的精神而自豪，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超乎寻常地洒热血、出钱财，高标准地效忠于公职，而它得到的报酬却是被詈为“资本家”

、“军国主义者”

这一类不光彩的名称，还被刻成“毕林普上校”

这样的漫画式人物而被嘲笑（这就更令人难以忍受了），以致它的威信扫地。